《正是春天》中的陌生化及春神“潘”的意象

E.E.卡明斯是20世纪美国现代实验派诗歌的开拓者和杰出代表,其诗歌创作行断意连.他独特的建行方法、标新立异的模式和风格使他成为视觉诗的代表,他所创作的诗歌具有“画诗”的美誉.本文将依据陌生化和神话原型分析理论深入细致地分析《正是春天》这首诗,充分领略这位标新立异的诗人如何将其立体派绘画思想融入这短短的诗篇之中,利用陌生化原则和神话原型使诗歌呈现出完美的春天图景.     

论《年青的时候》中的语体交叉渗透

《年青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语体交叉渗透,这种表达方式在小说中表现出很强的隐喻功能,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的对比功能和篇章功能,小说的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进一步确证了语体交叉的隐喻功能,并由此揭示了小说的反传统的艺术价值。     

女性孤独意识的表达及主体性的书写 ----- 重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在女性意识烛照下书写女性主体陷入孤独与困境的名篇,其女性孤独意蕴主要体现为女性主体的孤独书写、女性主体的孤独抗争。这一文本可以看作是20世纪20年代丁玲个人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从个性解放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丁玲百岁诞辰有感

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家,成名作就是代表作,就是一生的创作高峰。丁玲不是这样的。瞿秋白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是对丁玲性格的概括,也是对她一生的预言。瞿秋白说得很对。"飞蛾扑火"不仅意味着在政治上不断追求光明,也意味着在创作上不断攀登,不断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     

“墙”的哲理与政治——《补墙》和《我长大的时候》中“墙”的意象赏析

通过对罗伯特·弗罗斯特《补墙》和兰斯顿·休斯的《我长大的时候》两首诗中“墙”的人性哲理与政治意义的赏析 ,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种族隔离政策对人性的异化、扭曲和抑制。一方面 ,人们从安全出发需要“墙” ;另一方面 ,人们渴望推倒“墙”以建立一种自由交往、种族平等的美好生活。通过对“墙”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推倒“墙”的必要性的分析 ,揭示了诗人追求人人平等、和睦相处的良好愿望和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治抱负。     

追寻-偏离-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之轨迹

五四运动孕育和催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对“人”的发现和追寻中开始的。其间，由于中国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人的文学的几经偏离，许多时候文学对于“人”的背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背景下，对人的文学的全面回归，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直接带来了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同时，文学过分的对于人性的“提纯”和人生“照相式”的表现，也使人的文学出现了又一种偏离。因此，在全球化、商品化的21世纪，人的文学将继续努力自觉地关注人、表现人、完善人。     

好老师有个忤逆儿子

<正>我是一名教师,学生都非常听我的话。可让我汗颜的是,儿子却非常忤逆,完全不拿我这个妈妈当回事,动不动就顶撞我。     

你要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有时候，我常常想我为什么这么爱他，常常想他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懂事，才能长大。他看起来，总是个不听话的、顽皮的又不懂事的孩子。记忆里那些关于他的片段，隐约地会让我的心有些许遗憾和伤感。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真是让我伤心。     

革命者与女性的深层焦虑——关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思考

《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主人公贞贞的失贞是事实，但丁玲却在贞洁问题上提出更深的思考：肉体失贞不等于精神失贞。本质上讲，《我在霞村的时候》表现出具有革命者与女性双重身份的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它立足女性身份表达女性在战争中的体验，具有一定的超越时代的意义，但革命者身份又限制了丁玲更深层次的思考，没有实现对国家与民族界线的最终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