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宽容与中国的世俗：张爱玲文学现代性的两个特征

促使张爱玲的现代性转向日常的因素有：上海的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日伪文艺环境、独特的女性意识、中国文学传统等,另外,战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宽容的现代意识与世俗化生活原则的制约下,张爱玲完成了对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张爱玲的文学现代性是一种怀疑文明的中国式的世俗现代性,具有媚俗倾向;是一种基于宽容的现代意识但最终又有一定传统意味的反现代性;是一种与五四有一定关联但主要体现上海市民精神的文学现代性。     

偷渡犯罪研究——以福州地区为例

中国偷渡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福建省福州市。鉴于福州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偷渡案件的高发地区,以当代福州沿海地区的非法移民活动为案例,对当代中国偷渡问题进行研究,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福州地区偷渡活动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决不是单纯的经济原因。其中既有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又有国际原因。对福州地区偷渡案件进行治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治理的措施必须是综合的,且治理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当前的主要举措,应着眼于健全法律,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社会对偷渡行为危害性的认识,严格加强边境管理和进行反偷渡犯罪的国际合作。     

语篇的跨语生存及其制约因素

翻译实际上是语篇跨语生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语篇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都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影响语篇在译入语中的生存。语篇在跨语生存过程中要经历各种不同的考验,包括文本选择、译者的理解与表达以及语言文化差异等,这些都构成语篇跨语生存的制约因素。另外,语篇本身的类型也会影响到语篇的跨语生存能力。     

简论梁启超新民的日译西学内涵

凭依日译西学,梁启超提出了铸造近代新型国民的方案,即“新民”。新民方法之一的“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日译西学内涵主要体现在：独立自助与自由精神、民权思想、文明进化与公德意识。这些内涵主要取道于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的译著与思想,其目的在于以西方的国民精神来改造国人,提升国民道德水平,能与列强“相埒”。     

革命者的节日：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及其反响

拓宽历史的视野,从革命节日的角度关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巨变中受众与参与者的心态与言论,可更加增进我们研究积累的新思路。聚焦当年的革命心态与革命情结,透过革命党举行纪念会以凝聚人心、煽动排满情绪等细节来考察革命知识如何被制作,在不同群体与空间中如何流动,此前似乎关注不多。本文期待以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及其反响为例,深入展示革命知识的流动情景与受众的反应。这其中既有革命领袖的魅力与鼓动,更有众声喧哗的受众反响,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近距离观察革命者与革命集会的契机,进而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     

技术措施保护的国际条约义务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自1995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因特网条约以及《反假冒贸易协定》均设立专章对技术措施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因特网条约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对于技术措施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方式,但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技术措施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反假冒贸易协定将原来因特网条约中留给各国国内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进行明确,例如界定技术措施、明确禁止规避行为和规避工具。反假冒贸易协定在履行因特网条约义务的同时要求各成员对技术措施提供更高的保护标准,提供更为有效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技术措施提供了更为详尽合理的规定,兼具因特网条约和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立法特色。     

中韩两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之比较

中韩两国虽然走上了各自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都把市场经济确立为各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反不正当竞争在确保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所以,系统比较中韩两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必将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翻译视域下的林纾现象——兼论林纾的翻译

晚清时期的翻译家林纾开创了外国小说评介的先河,但其译作不尽完美,受到了鲁迅、刘半农等人的批评,钱锺书也撰文指出林纾的翻译是讹译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后人对林纾的印象贬大于褒.使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来描述林译作品所呈现的特征,可引导人们对林纾进行合理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及客观的研究.通过对概念的系统论证和对现象产生根源的探究,指出了运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的意义.     

试论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

《史记》是我国正史之首,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史记》体现了汉代史学巨大的创新性,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开创了科学、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这些史学成就的取得,与作者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有直接的关系。司马迁具有兼容诸家又自成一家的先进史识、大一统的历史观、进步的自然循环论和强烈的反暴政思想,这是《史记》之所以成为后世史著楷模的最本质的原因。     

再论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以批判和反叛现代性的姿态出现的,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的“理性主义”,也必然在其批判之列。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以反理性主义为其表征的。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评价,多是看到了其消极意义。本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却有着积极的意义,那就在于它深入和全面地揭示了“理性”在确立自身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压迫性与极权性,力图让人们对理性之用的消极方面保持警醒。同时,后现代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也并非是要弃置理性,而是坚持理性所内在的批判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