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反基础主义转向和反讽概念

18世纪末19世纪初施勒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等德国早期浪漫派学者敏锐地洞悉了启蒙运动以来基础主义哲学体系的专制,从源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概念出发,提出了反讽的概念,以作为反基础主义的哲学方案,试图恢复有限物、感性因素、个体性在无限彼岸、理性体系、普遍性面前不可消解的地位,并提供了普遍历史意义上的民族精神概念。但是由于浪漫派在主观性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个体自我意识难以承担自我设限的重任,陷入了个体的绝对主宰与绝对臣服、追求至善与虚无主义、无限变化与寂静主义、革命性与保守主义的重重悖论,最终错失了启蒙的遗产和个体的自由。     

论语篇翻译重构之滞碍因素

语篇翻译必须经过语篇解构和语篇重构两个步骤,语篇解构是语篇重构的基础,解构是前提,重构是目的.当今,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前者,语篇重构的研究在翻译理论中依然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本文从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语篇上的差异、认知环境的差异、修辞手法的可译性限度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语篇重构之滞碍因素.     

徐广缙与广州反入城斗争新探

广州入城问题是鸦片战争后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学界对此已经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两广总督徐广缙的作用和认识则鲜有论及。其实,徐广缙领导广州反入城斗争取得了胜利,化解了中英长达七年的外交纠纷,1849年后的英人入城之争纯属包令个人行为所致,并非两国间外交纠纷的继续。     

辩逯钦立先生《形影神》反佛说

在陶渊明研究中,《形影神》一诗的主旨问题争论较大。已故治陶学者逯钦立先生就此诗分析并主张其为陶渊明反佛之力作。笔者详析逯文并结合陶集加以辩证,认为《形影神》诗实为陶渊明所作之自我精神剖析,逯说有牵强之嫌。诗人通过对自身几种思想的审视,最终以“自然”之说释惑,达到一种“委运任化”的高超精神境界。     

中古汉译佛经反复仇思想与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反复仇"书写,未见关注,其在不排除功利性的同时,透露出人性本真"无缘无故的爱",非常可贵。初探明清小说"反复仇"书写,须考索外来宗教文学源流,厘清这一复仇主题分支基本脉络,确当定位,总结其反主流文化、文化批判价值才能较为全面客观,意义重大。反复仇思想分先秦、汉魏六朝、唐代、宋元、明清五阶段。中古汉译佛经主张"果报""业报"、戒杀,倡扬不复仇会得好报,好处随之而来,迎合并强化了中土反复仇思想实用取向;明清小说多状写对妖怪"宜囚不宜杀",消解除恶务尽的简单化诛仇理念,接受了佛教转世轮回观念,有时可遏止个体仇怨动机结聚生成。明清小说以世俗化、日常化经验消解复仇,原因有三:一是对复仇文化积累的反思;二是佛教因果轮回观念同中国主流文化融汇,一定程度上必与"实用理性"冲突,构成对个人家族有利的释仇解怨伦理;三是反复仇观念已渗透到华夏之邦固有的务实释怨传统中。于是释仇解怨之上加有更高一层的"忠义"伦理范畴,理性地以个体自我牺牲来化解仇怨,富人避免与穷人结仇,及时释仇以中止无休止循环报应,不可轻易复仇而不顾代价,宽恕过失害己者,等等。反复仇文本叙事印证并增拓了佛经故事的文化内蕴,将果报宣传转...     

汉诗的语言形式美及其英译

诗歌的形式美,在诗歌美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诗借形以传神,失其形即失其神。因此,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学作用,不容忽视。以汉字为建筑材料的汉诗,天生地有着形美上的优势,因此,就汉诗英译而言,译诗若有所失,乃是正常的事情。译者所应做的,就是通过翻译上的变通,把这种损失降到最低;同时,还应发挥翻译的创造性,争取失于此而补于彼。本文从汉语旧诗和新诗、旧诗中的诗与词、诗歌的语言之美和标题之美等几个方面,来讨论汉诗的语言形式美及其英译的问题。     

实际生活经验的一种本真样式——早期海德格尔对哲学的规定

早期海德格尔对哲学的规定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把哲学自身理解为"实际生活经验"的一种样式;第二,把哲学规定为作为没落生活之"反运动"的无尽追问,即实际生活经验的一种本真样式。他对哲学的这种规定的意义是:突破了人们对哲学的传统理解,为未来哲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方向。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彻底地理解他整个的哲学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当前对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深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