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生存的意义——解读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

《寻找格林先生》是索尔·贝娄的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边缘知识分子乔治·格里布在一天的主要工作是在经济大萧条后的芝加哥黑人社区找到一个名叫特利弗·格林的人，并把救济支票送到他手里。寻找格林先生的过程也是格里布在分崩离析的世界里探寻生存价值的过程，其生发出的形而上的思索和执着的求真态度映现出他内心的光辉。格里布寻找的过程比结果更具有哲学意义，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人生态度和信念。该短篇小说体现了贝娄作品中一贯的肯定伦理观。     

明清小说中的武侠伦理观

明清小说中的武侠伦理，是明清小说思想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平民社会用以处理和规范人际关系的主要行为准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极深的影响，尤其是在塑造和追求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方面。纵观明清小说，我们归纳出其体现的主要武侠伦理观念：（１）惠怨分明，快意恩仇；（２）重义轻利，厚施薄望；（３）死生相托，患难相扶；（４）嫉恶如仇，除奸去恶；（５）忠义至上，为国为民。     

“功夫之王”VS“功夫之王”

杰森大概是除了昆汀-塔伦蒂诺之外,世界上收藏最多功夫电影的影迷了。一天他偶然在当铺里面发现了一根神秘的金箍棒,竟然因此穿越无门之门来到了古代的中国!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惊世预言中:一个使者要将传说中的武器交还给它的主人,从而解救被困在石头中五百年的美猴王……这部混搭西游记的《功夫之王》,实现了54岁的成龙和45岁的李连杰的首度交锋,同时也是袁和平继《霍元甲》再次挑战高难度真功夫之作。     

金庸:一个非文本研究的对象

金庸在社会上的持续影响和学术界研究兴趣的衰退,这种反差表明对文学的研究和现实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金庸研究的意义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品文本内部,必须从这种影响发生的具体环境和活动关系中寻找答案。金庸作品的文本自身具有不确定性或跨文本倾向,其作品一直以各种方式衍生着,对金庸的接受实际上是以文本为出发点不断生成繁衍的叙述活动。在谈论金庸的语境中,人们构造出了一个个超出具体作品的大叙事空间,这样,具有结构整体性或固化性质的文本瓦解了,对金庸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变成了形形色色文化群落不断衍生的文化想象。     

道德增强技术的反叛及“道”对其的指引

道德增强技术以不同于传统道德教育手段，降低传统教育的时间与空间成本来调节人类的道德动机，实现人对“善”的目标追求。技术增强的效果促使人类行为无一例外地趋向“善”，这是否是屏蔽人类自由意志对恶的判断能力，是否是对自由意志的反叛？趋于“善”实现人类的进步，预示超人的降临，但是技术加持的超人如同“赛博格”，这是否又是对人性的反叛？两次反叛的重心显示出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技术要以“自然”的道家伦理去实现人，而不是把人作为手段，才能消解两次反叛带来的伦理沉思。     

论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的生态伦理观,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思维向度和理论语境。马克思这一生态伦理观的生成与其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始点与他揭示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密切相关。马克思生态伦理观又与他关于共产主义探索具有内在联系,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他还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阐释了生态伦理观的现实运作。     

遭符号化的你我

<正>武侠是成人的童话,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力不从心又无力回天的事,因而武侠的诞生,无异是一种心理补偿和慰藉。在幻想的世界里,练绝世武功．会巧遇奇缘,既可以叱咤于江湖,又可以携美人遁世,愿无不足,志无不满,上天人地,无所不为。     

基督新教与中国儒教、道教伦理观之比较--解读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是比较宗教社会学的代表作之一,它对东西方的宗教文化分析产生了深远的意义.通过对韦伯作品中基督新教、儒教、道教的跨文化比较,重点分析它们在伦理观上与资本主义经济契合上所具有的差别.反思传统文化与东亚模式、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试论唐代的武侠

唐代武侠作为一个特定的民间社会群体 ,可分为义侠、女侠、剑侠、道侠等 ,唐代武侠身上表现出浓厚的民间色彩、十足的江湖气息和武功高超、人格独立、行侠仗义、出世思想、文身习俗等特征 ,以及这一社会群体与恶少、商贾、文士等其他社会群体相互交织的关系 ,显示出作为古侠向近世型武侠转折点上的唐代武侠的内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