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时期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历史特点

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和形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政权组织,它是既区别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又不同于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一种特殊的政权组织,它从政权性质、阶级基础、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权作用等诸方面都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     

伊胜利、孙艺年撰文指出：“和谐社会”与“全面小康”的关系

用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和命题，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新要求、新命题。是立足我们党面临的新的历史方位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解读敦煌吐蕃文书P.T.1286号写卷及其历史内容

P.T.1286号写卷颇具学术研究价值.文章对写卷中的重要字、关键词及其句法作了新的认真解读,通过字斟句酌,发现了一些被前人忽视的历史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而重新将藏文原文译为汉文;并以P.T.1286号写卷藏文原文内容为主、其他相关史料为辅,探讨西藏远古史上的有关疑难问题,重点解析聂赤赞普之前部落林立时代卫藏等地著名部族的分布概况、大致方位,以及当时雪域高原社会的基本形态、政权模式、部落结构、部族关系等.     

西藏西部仁钦桑布时期佛教遗迹考察

大译师仁钦桑布是西藏佛教后弘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根据文献记载,大译师创建有众多寺院和佛塔.为了印证文献中记载的仁钦桑布时期大量佛教建筑的创建,2007年,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再次组队,对西藏古代古格政权统治的腹心地区阿里札达县进行了考察,新发现了有可能属于11世纪仁钦桑布时期的早期佛教遗存,这对于研究西藏西部佛教后弘期初期的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唐王朝对渤海王位继统的管辖

唐王朝对渤海的王位继统是进行有效管辖的,而且这一管辖是建立在肃慎族系周秦至隋唐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与中原王朝友好、学习和臣服的历史基础之上。从管辖的技术层面看,唐王朝对渤海的管辖基本遵循“不断册封”和“遵从渤海”的两大原则。从效果上看,唐王朝的管辖起到了稳定和提振渤海社会以及巩固唐王朝东北边疆的作用。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从抗日战争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全局观察,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大学内部的国民党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其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     

伪蒙疆蒙古毛皮股份有限公司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树立伪蒙疆政权后,为了掠夺该地区的羊毛资源,实行羊毛统制政策。从伪蒙疆政权出现到其崩溃,日本在该地区的羊毛收购统制机构先后经历了蒙疆羊毛同业会、驻蒙军、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等三个收购阶段。1943年9月设立的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加紧掠夺搜刮该地区羊毛资源。     

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

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     

探析藏族传统官职囊索的历史演变

囊索是藏族传统的一个职务名词,囊索官职,至少可追溯到萨迦时期的朗钦和囊索官职体系。从萨迦到帕竹、甘丹颇章政权,无论政权怎样更迭,囊索在藏区一直存在。囊索的身份和功能在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和发展,尤其到甘丹颇章初期,根据各地方政教合一制度的特殊需要,甘丹颇章仿照萨迦政权组织中的朗钦和囊索官职,加强管家囊索及其权力,广泛授予管家囊索之名号,囊索的含义再次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十月革命与苏（俄）远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在全国“凯歌行进”,远东地区也汇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在苏（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远东各地至1918年5月,经过四个发展阶段,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确立了十月革命在苏（俄）的全面胜利。远东苏维埃政权是在严酷的国内外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有效的斗争策略保证了革命逐步推进,但是,苏维埃和地方自治管理局两个政权并存、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行“一刀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远东地区苏维埃政权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