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死亡水平的空间统计分析

文章以模型生命表为基础,对最近3次人口普查得到的各省份人口死亡数据进行修正,并利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修正后的人口死亡水平(用出生时预期寿命表示)的时空变异进行研究,以辨明中国人口死亡水平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981～2000年中国各省份的死亡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现象,但自相关程度随时间变动有所降低;死亡水平较高或较低省份与其周围同样较高或较低省份,在空间上更多地趋于集聚而非随机分布.研究结果为引导有限的社会卫生资源流向最需要的人群和地区可以提供一定的依据.     

“孕妇死亡事件”理在何方

北京一名孕妇在医院临产,由于其丈夫不愿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名,导致孕妇抢救无效死亡。本文从法的作用的角度阐述了此事件产生的法律原因和提出改善的建议。     

近代西北自然灾客与人口变迁——自然灾害与近代西北社会研究

以往关于人口历史的研究,多注重战争等人为因素对人口下降造成的直接影响,而忽视了天灾在人口的变化中起到的作用.综现西北近代百年历史,自然灾害给西北地区带来的第一恶果即严重的人口问题,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和迁徒.研究西北自然灾害与人口问题的关系是透视西北近代社会的重要窗口,为我们了解西北近代吏提供了重要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死亡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积极的,它主张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道家的死亡观是出世的、飘逸的,它主张顺应天理和自然之道,既不悦生,也不恶死。佛教的死亡观是抑我的、消极的,它主张战胜自己肉体的欲望来享受来世的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具有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对现代人善待人生有启发意义。     

屈原人格境界终极指向考察

屈原的忧患、孤独及以对死亡的坚定选择彰显了诗人鲜明的文化个性.屈原因忧患而孤独,因孤独至极且理想破灭最终以死殉国,是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导致屈原最后选择自沉.他的死亡并非对内体生命的简单否定,而是其人格境界的终极指向;他的自沉殉节是建立在长期的人格修养基础之上的一种坚定选择,这种坚定选择是儒家"内圣外王"、道家"无待而游"人格境界的双重体现.     

论莫言《红高粱》的死亡叙述

莫言小说中的死亡叙述呈现出独特的景观。在他的作品中,死亡是作为生命欲望的对照物而呈现的,死亡是生命的一种承诺方式,表达出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喜悦,那些“美丽而庄严的死亡”启导读者领悟死亡的另一重意味。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有着死亡叙述向死悦生的独特品格。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1].     

人类安全：一种政策框架的基本要素

人类安全的本体论 人类灭绝的风险是100％,您和我将会死亡的风险也是100％。存与灭、生与死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绝对事实。生存与生活只是稍纵即逝的机会,而灭绝与死亡则是我们永恒的宿命。     

论20世纪中国新诗死亡想象中的"历史信仰"

"历史信仰"是中国现当代诗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模式。本文选择中国现当代诗歌中表现与书写死亡想象的代表性文本,主要从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的阐释角度,对于新诗死亡想象中"历史信仰"("时间信仰")的丰富内涵作出有效的阐释与分析。     

宰相别称“中堂”的来历

宰相的别称“中堂”,自唐朝时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说：“唐设政事堂于中书省,以宰相亲领其事。”人们取中书省的“中”字和政事堂的“堂”字连在一起而称宰相为“中堂”。宋时设中书内省于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