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组织建设与社会福利促进——基于北京民办残疾人服务机构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于社会建设以及社会福利促进的日益重视,关于社会服务组织的管理以及如何处理政府部门与社会服务组织的关系问题急需研究。本文选取北京市民办残疾人服务组织这一领域,考察北京市的管理政策创新、民办服务机构的发展状况以及与政府的关系。研究发现,2007年以来,北京市政府与民办残疾人服务组织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满足残疾人士的多样化需求。但同时北京政府部门与残疾人服务组织互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未来实践中予以解决。     

学术自由与体制之困

学术自由也是消极自由,它是否定性的,就是没有外在的强制.有了外在的强制,学术就没有自由.只是这个学术自由针对特殊的知识群体,或者说知识分子,当然学术自由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没有外在的强制却是一个更宏观的框架分析图式,它包括制度是否强制、文化是否强制、社会是否强制的问题.     

中国陪读现象的流变及其社会学解读

中国陪读家庭群体规模已经越来越大,涉及的阶层也越来越多,波及的教育阶段也越来越广,陪读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越来越非理性化。中国陪读现象的这些变化是中国教育资源分配进一步失衡,社会发展机会闭锁,体制内外待遇差距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它造成社会发展机会的更不均等,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阶层的固化,整体教育质量的下降,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发展,威胁社会稳定。只有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重建开放社会,不断缩小体制内外的待遇差距,我们才能有效减少陪读行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村精神残疾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对策思考

当前,农村精神残疾人面临着贫困程度深、社会保障供求缺口大、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不完善的生存困境,以及社会歧视、社会融合受阻的发展困境。建立全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体系是帮助农村精神残疾人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     

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参与主体的心理学分析

当前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参与主体可分为四大类：直接利益相关者、报复社会者、跟风者和观望者,每一类别都具有独特的心理特征。群体动力学理论能有效诠释群体性突发事件,依据动力学路径,应把握不同力场形成时机,消除社会场形成条件、利用心理场中的瓦解力,减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     

学术期刊与学术事业共生共存——15年办刊生涯感言

做任何事,只要真投入,肯努力,下功夫,就总会有收获;反之,则不仅成不了事,甚至还会出错。制定指标考量期刊．应着眼于考察编者、作者、读者这三个群体。如果主编和编辑的“学者化”与“职业化”发生矛盾,那么不应采取“割舍”一方的办法予以解决;这对矛盾的双方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是两者的“双赢”。学术、管理、市场是学术期刊生存发展必须依靠、应对、协调的“三重合力”,它们既像是“看得见的手”,又像是“看不见的手”。只要有学术事业就必定会有学术期刊：当前的紧迫问题是如何使期刊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从而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学术期刊不能沉沦于市场化的社会,应当挺立于高处,仗义执言,追求真理,主持正义。     

中国社会优待制度研究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包括老年人、军人及其家属、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在内的社会优待制度,但是在开展社会优待工作时存在"四难",即:优待项目界定难,优待福利流动难,优待政策落实难,优待差距缩小难。本文建议,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属地化管理、分类管理、政府主导社会分担等为原则,构建包括医疗保健服务优待、文化休闲服务优待、日常生活服务优待、交通服务优待、法律服务优待、义务和责任优待等在内的社会优待体系。另外,应建立全国基本优待制度,促进社会优待的均等化;建立财政合理补偿机制,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完善社会优待立法,提高公众和社会组织执行社会优待政策的自觉性。     

略论民主社会的内部排斥问题——以迈克尔·沃尔泽的理论为视角

西方民主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导致了内部排斥,它打破了民主制是最能平等尊重并维护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政治制度的理论承诺。内部排斥的产生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等以及长期形成的习惯性偏见与多元文化的差异这两个方面。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沃尔泽强调公民参与和各种地方性社群自治的重要性,而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和保护多样性的少数文化群体等问题上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体化与民族群体的特殊性何以和谐——基于对云南K县苗族自发移民问题治理的个案分析与讨论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巩固国家共同体的稳定性：中国必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加强国家建设,增进国家的“一体化”,而国家的多民族特征则易引发民族群体的特殊性与国家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云南K县苗族自发移民问题的产生正是这一矛盾的鲜活表现。因此,对苗族自发移民问题治理的探讨,不仅可以为云南K县苗族自发移民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探寻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体化与民族群体的特殊性和谐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