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西部开发中的中央政策及其他

西部地区在自秦汉至唐中叶的近千年时间,曾经出现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高度繁荣,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华夏文明。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并且一直是我国政治中心所在地。历代中央王朝,特别是秦汉到唐所实施的治理与开发西部地区的各类政策,主要有经济政策、治边方略及民族政策等,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是推进西部地区发展的直接动力。宋元以降西部日趋衰落,主要是因为随着东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政治中心也随之转移;而气候条件的变化给西部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人类的过度开发,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这是导致西部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从中央王朝来讲,开发西部的主要目的是防边戍边,很难从经济发展的布局上去考虑。由此也引出了许多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论都铎王权与贵族

强大的王权与衰弱不堪的贵族,一直是人们对都铎王权与贵族关系的传统看法.实际上,强大的王权并不完全是建立在软弱无能的贵族基础上的.都铎王朝的贵族政策充分反映出王权与贵族休戚与共的关系,王权离不开贵族,贵族也离不开王权,二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远远超过冲突.尽管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都铎王朝贵族的政治地位依然是稳固的.     

“实”与“虚”:朝鲜王朝的“女史”——兼与中国古代“女史”比较

朝鲜王朝的“女史”作为职官并不见诸其官方典籍制度,但也随侍王后,参与一些宫中仪节,为王妃提供顾问,甚至为国王管理文书,实质上承担一定的宫中礼职和文职工作。虽然朝鲜君臣较为看重传统的“女史之法”在监戒宫闱、记功书过等方面的作用,新兴士林派大臣又有恢复设立“女史”作为史官的提议,但最终未能得以落实和施行。从具有“史学意义”到实则强调义理教化的“道德意义”,朝鲜的“女史彤管之法”于“虚实之间”,很可能成为了存在于女性“道德文章”中的一种特殊符号和话语形态。     

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正>虽然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1](《大宛列传》,P3169),但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型和纹饰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迹象。小麦、家马和制车技术的由来,有自西而东的线索。一些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着衣服柔细轻薄,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试论商王朝对南土的军事经略

青铜器作为商代国之大器,不仅是这一时代的象征,更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南土由于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成为商王朝争夺的主要目标,统治者在对南土的经略上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具有商文化因素的典型考古遗存进行系统梳理,并以历史文献记载作为参考,从军事考古学的角度审视,可以发现商王朝对南土的统治存在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的意图:在战术层面上以盘龙城遗址等作军事据点作为其势力南下的坚固基础;在战略层面上,商王朝希望通过对长江中游黄金水道的控制,达到对南土铜矿等资源的控制与使用的目的。     

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 (1800-1914 年)

自19世纪初西方势力的冲击伊始,伊朗传统经济社会秩序渐趋解体。对外贸易是西方冲击的重要形式,贸易总量的增长、贸易结构的改变和贸易逆差的扩大构成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的主要特征。其逻辑结果便是伊朗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其农业经济商品化亦取得显著发展,突出体现为农作物产品出口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的增长与土地的私有化倾向。伊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渐趋解体,农业现代化进程拉开序幕。然而,恺伽伊朗的农业经济在商品化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其农业生产技术亦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则在于传统农业体制所导致的相关农业投入欠缺。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实物分成租佃方式的结合,仍是恺伽伊朗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论高丽王朝对唐代流刑的变通

高丽王朝虽然模仿唐律创制了自己的法典,但在实际执行中对唐制多有变通.以流刑的适用而言,首先,高丽王朝把流刑和自己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了"配岛"刑的刑罚体系;同时,从高丽中期开始,还出现了将流人罚为贱役、贱民的做法.其次,在高丽,与流刑同时适用的还有另外一套与流刑性质相近但为其所固有的刑罚体系--"归乡刑"和"充常户刑".这种变通实由多种因素所决定,首先是自然地理环境及与之相关的政策使然,其次是由社会结构及与此相伴随的身份制度所决定.     

闾伯昇墓志所见的北魏柔然

安阳地区出土的间伯异墓志,以珍贵的民族历史文物透露出北朝晚期拓跋王朝与柔然民族结缘通好、相互孽乳的历史动态。墓志涉及了拓跋朝廷接与柔然贵族时高官厚禄、互通姻好的政治策略。     

试论项羽的复仇心理

特殊的家庭背景给项羽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所成长的楚文化环境、仇恨秦王朝的强烈氛围、从小所受的教育,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大,形成了强烈地复仇心理。复仇心理使他在反秦斗争中勇猛、顽强、坚定、果敢,成为推翻秦王朝的最大功臣;复仇心理又使他动辄“屠城”、院俘,伤害无辜,成为潜伏于其政治生命中的恶瘤,这个恶瘤在楚汉战争中爆发;复仇心理也使他变成了政治上的低能儿,该出手时优柔寡断,毫无政治远见,失去了由自己重新统一中国的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