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明代封贡防卫合作的思维与实践

基于军力的局限,明朝君臣的封贡防卫合作思维一直以明王朝的现实利益特别是王朝军事安全为核心,奉行一种务实性的军事外交政策,其要点在于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在这种根本的政策思维之下,所谓和平外交、存祀主义、中立主义、干涉主义各种具体的外交政策与策略,皆各得其所、各尽其用,颇有可采,这在明朝有限的封贡防卫合作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虽然自嘉靖中后期始,特别是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在东南亚海域的外缘封贡防卫体系逐渐被破坏殆尽,以陆上毗邻属国、属部为核心开展的封贡防卫合作也愈加窒碍难行,明朝封贡防卫体系的圈层性收缩与封贡多元诉求的退行性选择日益明显,但仍不脱维护本土安全之要旨,亦可谓世异时移,攻守之势相异,因此不能以汉唐盛时之事苛求于明人。     

殷商文化与河南省动漫产业的创新发展

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河南省动漫产业发展迅速,但创新等方面仍显不足。将殷商文化元素融入动漫产业对于动漫创新及地方文化传播有重要意义。可考虑在剧本创作、造型设计、衍生品开发与营销等方面将殷商文化与河南省动漫产业相结合,以殷商文化推动动漫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使殷商文化通过动漫产品得以广泛传播。     

辽金西京大同的军事地位

大同作为辽金王朝的陪都西京,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辽金王朝的重要军事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作为辽金王朝的重要政治和文化中心,西京大同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也是契丹和女真民族封建化的历史以及是中国中古时代民族融合进程的反映。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谫论

商汤立国之前商族虽经历多次迁徙,但先商时期商族主要活动于豫东商丘一带。关于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历史文献中有众多记载,甲骨卜辞中"商"地也频繁出现,商丘地区至今仍存有商人先祖及其后裔宋国的众多名胜古迹。在考古方面,商丘的永城、柘城和夏邑等地均发现有先商时期考古文化遗存。文献材料、甲骨卜辞、名胜古迹与考古发现均表明,殷商文化起源于豫东商丘地区。     

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与天下治理

大禹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标志是作为“诸侯之长”的部落-方国联盟盟主之位,由选举变为世袭,进入了最早的王朝阶段。大禹通过治水将“夷夏-东西”沿线各地方国、部族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整合,再结合征三苗等战争行为,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成了夷夏联盟天下“诸侯”的盟主。《左传·哀公七年》描述夏禹时期诸侯会盟,“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甚至拥有了诛杀防风氏首领的大权。体现在礼乐制度,就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二里头式牙璋等礼器和传说“铸九鼎”的规制。此一时期,早期王朝虽然建立,制度雏形已然推广,甚至出现了早期封建的萌芽,但各异姓部落、方国的内政仍旧是高度自治的,如当时平行存在的商、周二族基本可以做到各行其是。大禹体制在统一联盟与地方共同体自治方面,达成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平衡。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济贫法的演变

贫困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流离失所在都铎时期的英国显得尤为突出,都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济贫法令以期解决贫困和流浪问题。围绕着对穷人的管制,济贫法令发生了重要转变：由惩罚为主到区别救济为主,法令渐趋合理。都铎济贫法的演变深受当时社会救济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又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期救济观念往往来自于天主教,宗教改革后,社会救济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天主教会的随意施舍到新教的随意惩罚,最后回归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理性济贫。     

杨吴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述略

杨吴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是奉唐正朔,接受唐的委任;与梁是从联盟到隔淮对峙;礼尊后唐,坚持平等往来。与其周边政权的关系经过多次较量后,吴国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除了与楚对抗外,与吴越、荆南、闽等政权基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     

商代甫族、甫地考

殷卜辞中反映出甫族人常受商王之命而从事各种农稼、田猎活动,商王也曾多次亲临甫地并在那里举行占卜活动。当时的甫地与敖、奠(郑)、曼、（女自）(自阝)等地之间似存在着一种呈扇面辐射形的地域临界关系,在地望上可与文献中所记作为炎帝和太岳之后的这一支姜姓中原古族相印合。商代的甫族人与后来许慎《说文》中所称由甫侯所受封的(许)国应存在有历史渊源关系。     

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

本文以正史、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僚体制中的仪式专家——礼生及其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是引导王朝礼仪的导演。他们在以王朝礼仪为核心的儒教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教科仪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礼生与明清文庙释奠仪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生为整个礼仪过程,为主祭官与神明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框架,这个仪式框架是公开性的,并很容易被复制,这为王朝礼仪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西藏地区黄金开发的几次浪潮

早在唐以前,藏区已有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历史。《北史》和《隋书》中都记载了当时的“附国”(今四川甘孜藏区一带)境内“山出金”,“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藏区黄金开采的首次高潮当数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并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之后。松赞干布在统一吐蕃并不断开拓疆域,扩大其势力范围的同时,积极发展吐蕃经济,与周边的邻国广泛建立联系,为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