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移植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历史考察

孙中山移植西方代议民主制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从移植、改造到超越的三个阶梯式的发展历程,即:第一个阶梯——移植代议民主制,推翻封建君主制;第二个阶梯——改造代议民主制,采用直接民主制;第三个阶梯——超越代议民主制,倡行复合民主制。孙中山在移植西方代议民主制于中国的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既主张以直接民主制弥补代议民主制的缺陷,又主张以直接民主制与间接民主制相结合的复合民主制来超越代议民主制;对于代议民主制的弊端,不仅采用扩大民主的直接民主制的措施,同时又采用加强集权的"万能政府"的手段予以纠正。这些为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制度模式提供了宝贵的探索思路。     

仍待回答的"老问题" ——对"历史终结论"的再思考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自发表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历来的批评要点主要针对自由民主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福山对黑格尔承认理论和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的片面理解。而福山建立其理论所基于的人性概念则为人们所忽视。深入分析福山的人性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和透彻地认识福山的错误所在,同时也为反思当代发生的科技革命对人性的异化,以及由此对政治和公共伦理产生的重大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     

论西方民主制度的变迁

西方民主制度经历了从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到作为理想政府形式的代议民主制的漫长过程,也就是西方民主制度变迁的过程。然而,其主权在民的价值原则一直得以留存,并且,西方民主与自由、共和、宪政等政治概念相互交织,成为现代西方政治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     

20世纪美国州政府的立法体制改革

为重新确立州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提高立法过程的民主化水平,美国各州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了对立法体制的改革。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期中,各州相继进行了立法机构的职业化改革、议席分配的平等化改革、选区划分的合理化改革和立法体制的民主化改革。至20世纪末,改革者们设定的目标基本得到实现。然而,民众对改革后果并不是很满意,他们自1990年代以来又提出了许多反向的改革主张。     

论商族早期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

夏代之时,商族在迁徙过程中,其整个社会形态、氏族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母系向父系、由父系向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最终向原始的国家雏形过渡、变迁。对于商族而言,其始祖契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王亥王恒时期已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时期,而大约在上甲时期商族已初具国家形态的雏形。商族国家的形成之路,颇有些与后世那种周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模式相似,或者可以说有些像是征服者日耳曼模式。     

西方社会民主理论大观园图鉴——评辛向阳的“西方民主思想史”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辛向阳研究员撰写的西方民主思想史丛书,对17世纪以来四个世纪的西方民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评析,用浓墨重彩勾画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民主百花图,是一部评析西方民主理论的重磅力作。作者探讨了西方民主理论的谱系,概括了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规律;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了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理论的演变;深刻揭示了西方民主理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差距,以及新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所鼓吹的西方议会民主制衰落的必然性和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了对待西方民主理论应该坚持的科学态度,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有限权力的法治定位

法治的永恒主题是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法律关系的调控 ,其中以对权力制约构成法治核心。确立有限权力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一要求 ,必须以民主法治化为基础 ,完善能够体现民意、维护民权、保护民利的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对权力强制性、等级性、保障性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背离人民意志向反向运行进行制控 ,使有限权力成为民主法律规定的权力 ,是民主选举代表代行的权力 ,是受到国家主人监督控制的权力。     

论两个"版本"的民主集中制

虽然民主集中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载入党章,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的组织理论和追求的组织目标与制度模式从一开始就不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根本原则在后来展开和确立的过程中,两派都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理想中的“民主集中制”。随着党内斗争的发展,两派力量和影响的此消彼长,民主集中制在事实上也被搞出了两个根本不同的“版本”。布尔什维克版本的民主集中制本质是集中制,或曰“民主的集中制”;而孟什维克版本的民主集中制本质是民主制,或曰“集中的民主制”。     

西方舆论讨伐“无能议会”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日前罕见地评选出了全球最糟糕议会。其相关文章的副题是:民主也不一定都是好东西。这种感慨中似乎透着疲惫与无奈。议会制在历史上曾因推动西方社会的发展而备受推崇,如今,这种汇聚民意的制度正遭到民意的质疑。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及未来进路

当今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失去了追求公共价值与美德的意愿和能力,从而陷入德性困境的泥淖。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公共行政的德性困境源于价值和经验的二元纠缠。而西方公共行政的现实困境正是这一二元纠缠的产物,无论是民主制行政还是官僚制行政都没有摆脱西方政治思想中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传统。西方公共行政要以追寻公共价值为目的,并真正地提高公民参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找到可能的未来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