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毛泽东与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着非连续的、超越的关系。这种超越是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哲学基础与其基本特征的扬弃。尽管毛泽东晚年发起了对孔子及儒家的批判,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消极因素还是对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从忧患意识与入世精神、民本思想、仁政与阶级、大同思想与理想主义4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解决之“先民后刑”思路:选择理由与实施机制

先刑后民一直是我国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主导性原则,该原则的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一些困境。在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民事程序的价值意义和功能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刑民两种司法程序进行合理衔接与协调,建立民、刑分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以及民、刑合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审理机制。     

从"安治天下"到"万民忧乐"——论黄宗羲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

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时期,经过先秦、秦汉唐宋的发展,至明末清初时期发展到极限。但在明清以前,思想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安治天下",而并不是维护民众的利益,君主仍是万民之主。黄宗羲对天下和君主做了区分,以"万民忧乐"作为评判天下治乱的标准,并从这一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从而使儒家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的高度。     

悬泉汉简“户籍民”探析

在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中,有＂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的简文。汉代＂户籍＂上登记的人,就是＂户籍民＂。悬泉汉简中记载的＂户人＂以及记载有籍贯、名字、爵位等情况的人员,应属于＂户籍民＂。悬泉汉简中记载的刑徒、奴属于非＂户籍民＂。     

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

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官办邮政与民信局进入了直接竞争时期。官邮具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制定出各种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和打击民信局,表现在压缩其经营空间、业务空间、利润空间和查缉其私运邮件行为等方面,同时还积极向竞争对手学习,导致双方势力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在邮递事业上的垄断地位。官邮垄断地位的形成,是利用国家强制力实行行政垄断的结果。     

唐代百姓勋官考论

在唐代勋官不是给予特定人,而是以一般百姓为对象而赐予的官位.在唐朝成立过程中,"杂用隋制"的勋官开始赐予给许多百姓.虽然难以认清全部规模,太宗贞观年间勋官人数已经达到十万以上,在玄宗时期至少150万人以上.勋官的大量赐予具有两种意义.勋官把多数百姓作为赐予对象,并且从可以享受赎刑上的特权和役制上优待的特点,就会联系到汉代的民爵传统.但是,在唐代国家赐予勋官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动员人民的劳动力,并且这种功能却强调了勋官的官的特性.可以说勋官是半官半爵的存在.唐代对人民支配的特性,通过具有这种二重性的勋官,可以有效地支配人民,从这一点上,就能找到其特性.     

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探析

中国对日本的公共外交已经持续数十年之久,对日公共外交是指中国政府以日本公众为目标的各种公关活动。以中国实现国家全面发展为背景,深化对日公共外交,对于中日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日公共外交的合理有效实施有助于当前改善两国关系、将来实现两国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并最终破解安全困境。推进对日公共外交,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制约对日公共外交的症结,同时,进一步就深入推进中国对日公共外交进行探索。     

合规驱动: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数字经济的数据信息安全领域、技术运行安全领域、产业竞争安全领域受到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不同法律部门的调整,具有全景化风险性和多重违法性特征。为激发数字经济市场活力、提高国家数字经济治理能力,须在合规制度的驱动下搭建民行刑协同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风险分级分类防范的方法,构建“领域融贯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技术和管理的风险防范手段,构建“技管结合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最终通过合规驱动建构“三效合一的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实现数字经济安全风险“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立体防范效果。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