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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国家民委民族语文辅助翻译软件成果发布会暨赠送仪式在京举行2013年12月19日,国家民委民族语文辅助翻译软件成果发布会暨赠送仪式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国家民委副主任陈改户出席发布会,并向内蒙古、吉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8个省区赠送了280套价值约112万元的蒙古文、藏文、维吾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5款民族语文辅助翻译软件产品。陈改户在发布会上指出,民族语文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根据新形势下推进民族语文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国家民委以中     

网络民俗研究

网络民俗作为信息化时代新兴的民俗文化,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网络拜祭、在线祈福、网上占卜;其显著特征显示为:网络民俗的主体构成以都市居民为主,传播时效的优势是传播速度异常快、覆盖区域特别广,参与方式便捷、简单、环保,民俗内容具有共通性;其社会功能表现在:教育、调适、传承、环保各个方面.     

世界文学是跨文化理解之桥

自歌德时代起,世界文学的定义一直具有三种范式:经典、杰作和世界窗口。世界文学存在于全球、区域、民族、个人四个空间维度中,另外也存在于时间维度中。世界文学的可定义特性在于它是由在翻译中获得生命力的作品构成的。《一千零一夜》这部作品为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反映出一部作品经过翻译之后的得与失。面对当今世界的文化冲突,世界文学应发挥跨文化理解之桥的作用。     

译本语言明晰化差异与翻译伦理——以《渔夫和他的灵魂》巴金译本和谢毓洁译本为例

在翻译伦理视角下对《渔夫和他的灵魂》两译本明晰性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显示,巴金译本明晰化程度低,更多体现的是“再现的伦理”;谢毓洁译本明晰化程度高,体现了“服务的伦理”和“规范的伦理”.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试论藏传佛教寺院翻译活动中的编辑学价值

藏传佛教寺院是藏族地区的文化中心,翻译是寺院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寺院中的翻译活动,论述了在翻译方法和组织过程中体现的编辑学价值,同时,在寺院的佛经抄写中也明显含有编辑劳动的参与,这是寺院翻译活动中编辑价值的重要体现.     

从译者改写行为看葛浩文《狼图腾》英译(英文)

翻译必称"信、达、雅",这一理论导致中国的翻译一直停留在字、词、句的斟酌对应层面上,完全忽略了读者的感受与认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在中国逐渐获得一席之地,这也为译者对原作进行适当改写提供了理论依据。以《狼图腾》的翻译为例,译者对原作的改写使得该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及蒙古文化迅速被西方世界接受,为中国的文学输出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交往理性观照下的翻译主体间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体系基础上建立起的西方主体性哲学稍有衰退,主体间性思想随之逐渐兴起。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主体间的相互尊重、双向交往和理解,使交往行为者与世界建立起联系,以此来解决翻译研究单主体范式的困惑,使翻译活动中各主体之间能在理想的语境下通过交流,达成有效理解,清楚认识,和谐共存。     

云南旅游翻译中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以云南一家商务旅游公司的对外宣传云南旅游线路的资料为对象,分析了这份资料对外宣传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讨论了这些问题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大力推动云南旅游产业的发展,提高对外宣传的质量。     

从翻译目的论看儿童文学翻译--以Charlotte’s Web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翻译目的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目的论为理论依据,对《夏洛的网》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的对比分析．旨在引起学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和重视。该研究发现,这两个译本都非尽善尽美。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应在理解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努力提高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质量,进而更好地服务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