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瓯邓”到疍民--疍民起源新解

瓯邓是商周时期生活在岭南珠江三角洲的部族,是古代百越族群的一支。自秦朝武力统一岭南,不愿服从中央王朝统治的瓯邓人开始了由陆居到水泊的历程,并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疍的族群。瓯邓与疍存在密切关系。瓯邓与疍民的地望是基本上重叠的;瓯邓与疍民的图腾是完全一致的;瓯邓中“邓”第一阶段演化为“疍”,第二阶段被统治者贬为“譙”或“蜒”,第三阶段更被恶意称为“蛋”。瓯邓是疍民的正源。     

中国传统法律“脸谱化”叙事反思——基于“法律东方主义”的考察

时下对传统法律文化一直存在着一些脸谱化描述,如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法一统,社会与法律绝对停滞,司法行政完全混同,专制之下毫无法制,等等。在黑格尔、韦伯等西方视野中,传统中国更是反法治的代名词。这些描述有一定合理性,但有不少放大与扭曲,不乏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的偏见与傲慢,是法律东方主义的叙事体现。古代君主权力虽然强大,但也会受到某些制约,并非想象中的恣意妄为。古代法律不能局限于律典律令,而是礼典、习惯法、伦常等组成的多元性的礼法体系。除却刑法之外,也存在行政、经济、民事、礼仪等各方面规范。行政与司法并非完全混同,而是合中有分,中央一级多由不同部门执掌行政司法两权。绝对停滞论则抹杀了历史上的法律变革,最终让中西文明沦为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理应批判,但不能过度扭曲,而应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对其制度治理的合理资源应该重视。     

晚清民国徽州的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以稿本《开检可观》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州,社会艰难而缓慢地从传统迈向现代。如果说以文堂乡约著称的陈氏,代表了祁门西乡传统的世家大族,那么,从《开检可观》一书所见的云村李氏,则是清代以来新兴的较小规模之宗族组织。两种不同类型之形成,与各该宗族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移民背景以及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本文利用《开检可观》稿本,较为详细地展示了祁门云村的日常生活,藉以考察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的乡村治理。从中可见,徽州乡村的不少民事惯例源远流长。及至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社区生活中,外来棚民已作为重要的一员,受到当地土著的接纳,从而参与到地方的公共事务中。此外,佃仆也逐渐开豁为良,原先的佃仆、小姓通过捐输,被允许进入都约,书院、考棚、文会也出现了有限开放的倾向。所有这一切,皆与祁门西乡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也反映了晚清以来徽州群际关系之变化与祁门农村社会的弹性与包容。     

军民融合背景下重庆“民参军”问题研究

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经济、技术等各个领域更深、更广融合,能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民参军是军民融合发展重要方向之一。针对全国军民融合发展新形势与新要求,重庆作为直辖市,在军民融合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基于此,从军民融合视角看,更要解决好重庆的民参军问题。     

控辍保学官告民案实践检视与走向

基层政府为控辍保学直接诉讼家长的官告民案件已发生有三十年之久,其中2017年至2020年间,多地呈规模化发生态势.然而,整理分析案件发生以来的有关控辍保学诉讼案件报道和数据库中的判例,研究发现官告民取得立竿见影促学效果的同时,其夹杂的非常规操作始终未摆脱违法性,存在一定副作用.官告民案潮具有较强行政执法权宜性,因此,在控辍保学基本任务完成后,官告民案应回归正轨.     

敬天勤民:耕耤典礼与十八世纪清王朝治国理念的建构

清代耕耤典礼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礼仪,在18世纪的中国,随着民族、民生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统治者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在吸收借鉴传统耕耤典礼的基础上,围绕敬天勤民的治国理念,恢复重建有本朝特色的耕耤典礼.清代重视发挥耕耤典礼的社会教化作用,在利用亲耕仪式塑造圣君形象、培养帝王德行的同时,将其推广至各省府州县各级衙门,耕耤典礼由此演变成为一场全民性的劳动教育仪式,从而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价值规范,并为中国文明的发展、延续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     

民贸民品优惠政策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

民贸民品优惠政策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如何与乡村振兴内在契合并发挥作用,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民贸民品优惠政策在乡村振兴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等五个层面均有其独特作用,并且,在此过程中,利益联结机制、资源、参与、认同均是其内在机理的关键环节。因而,要实现民贸民品优惠政策有效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就必须将外源驱动力与内源驱动力相结合,发挥出内源驱动力的根本性作用。     

陕北人:民族融合酿就“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下)

陕北是原始人类栖居生息和繁衍地之一,是创造原始文化的密集区。有史以来,陕北各民族蜂拥迁徙,在相互友好或相互排斥的复杂过程中达到民族融合,形成了陕北人。在流迁方向上,有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内迁;也有内地汉族的外移。在融合方式上,有通过战争、和亲、移民、流放、戍边军人和筑墙劳工滞留等急剧的强迫性、半强迫性的政治、军事原因,也有和平时期作为谋生方式的下层人民的被迫自觉迁徙。"徙民实边"、"走西口"的人口机械流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军事征服涵化,造反暴动的强制变化,稽胡、龟兹等少数民族获得内迁保护的诉求涵化,艰苦的生存环境和特殊的生存方式衍化种种,是形成现代陕北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