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人本意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借＂新民＂重构《大学》的形态与理论框架,为理学方法论修养论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21311年度上海市民创业状况调查正式启动

为整体把握上海市居民的创业态势和创业环境的总体情况,了解市民对于政府促进创业工作的需求和评价,提高市民参与制定创业政策的积极性,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上海市开业指导服务中心从2005年开始,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市场调查公司连续六年开展“上海市居民创业状况调查”,总计已有超过11万市民参与了该项目的问卷调查。     

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

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官办邮政与民信局进入了直接竞争时期。官邮具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制定出各种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和打击民信局,表现在压缩其经营空间、业务空间、利润空间和查缉其私运邮件行为等方面,同时还积极向竞争对手学习,导致双方势力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在邮递事业上的垄断地位。官邮垄断地位的形成,是利用国家强制力实行行政垄断的结果。     

董仲舒“王道教化论”理路透析

董仲舒以“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观和“中民之性”的人性论为理论依据,在对儒家孔孟荀的教化理论和汉初陆贾、贾谊等人重教化轻刑罚的教化思想进行吸纳发挥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王道教化思想。董仲舒的王道教化论重视仁德之施行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强调王道必须以教化为大务。这一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对于我们今天以德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贯古通今 臂指相连——西域文明视野下的民汉文化大融合

西域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腹地连成一片,是民汉文化交流的前提,交通的便利、经济的互补、政治上的归属使先进的华夏文化对绚烂多彩的各少数族裔文化显示出强大向心力,因仰慕汉文化而进入中原时而引起阵阵"胡风"。西域文明也以独特风姿神韵吸引着华夏文化向其渗透,内地居民持续远赴边疆,共同开发祖国的西北边陲。该文从西域文化的多元视角入手,梳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汉文化大融合,以期推动当今彼此宽容的文明对话。     

创新社区民族工作方法 夯实城市民族工作基础——武汉市深入开展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纪实

武汉市是一个多民族散居城市,56个民族俱全,少数民族人口达6.4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0.7%。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常住人口迅速增长,他们通过来汉求学、工作、居住和婚进等方式,向城市流动并     

湖北省民宗委主任谭徽在调研武汉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城市民族工作

2011年4月19日,湖北省民宗委主任谭徽在、副主任李小润率办公室、宣传处、政法处、经济发展处负责人在武汉市民宗委主任麻杰、巡视员阳国安的陪同下,深入到武汉     

武汉·田家湾 土家寨

恳请改流如果你愿意,请打开《清史稿》,或者《湖广通志》、《施南府志》等官修方志,要不索性去一趟北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查雍正的《朱批谕旨》以及《湖广总督迈柱奏》之类,然后稍稍加点想象,你就看见了270多年前那个早晨(雍正十二年(1734年)五月初八日),在武汉三镇     

论拒不执行判决罪之防民转刑--以柳某与奶农欠款纠纷案为视角

民事案件有时会遇到执行难的问题,司法工作者应注意用尽民事救济防止盲目转民为刑,这样才有利于维护原告与被告双方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保护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