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集邮发展成因分析

集邮是随着近代邮政业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文化活动.我国近代邮政业起步于晚清时期,至民国时期,已有一定的规模,当时的集邮人群中有在华外国人,本国内部包括集邮名家和提倡集邮大众化后出现的实业家、小朋友等新人群.收集的邮票种类有外国邮票和国内发行的瑕疵邮票、纪念邮票和稀有票品等,集邮人士主要通过集邮会社报刊、集邮组和集邮册三种途径收集邮票.民国时期集邮得以发展,集邮人士及会社邮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晚清民国中文期刊所见西藏茶叶贸易问题研究

随着英印殖民地的建立和印茶崛起并蚕食边茶市场,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印茶在西藏的贸易问题,各类期刊中涌现了大量有关西藏茶叶贸易问题的报道。20世纪初,削减茶税、体农恤商等“挽救利权”的诉求也随之出现。1930—1939年,民族危机加深,复兴茶业与民族危亡和边疆安全休戚相关,关于边印茶叶之争的相关报道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期刊文本显示,在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边茶的双重属性出现改变,体现了边茶由传统“治边”之用逐渐转变为“御边“”兴边”之用的历史演进。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记者与驻华外国记者联合创建了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万国报界俱乐部等常设性机构,合作方式明显改变。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和全国报界联合会相继组织赴日视察团,对外交往的规模逐渐拓展。此外,中国记者两度出席世界报界大会,进一步密切了与各国记者的联系。在与境外同行的交流中,中国记者不仅扩充识力,推动报业进步,还以国民代表自居,以促进邦交为已任,使其活动颇具国民外交的意味。     

论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民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民国湖南学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文史、哲学、法学、教育诸领域的大家。晚清以来史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得到延续,史学成为民国湖南学术的奇葩,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运用,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成就;传统学术方法继续在学术研究中传承,在文字学、文献学研究中收获硕果;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也在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研究中打上烙印;由此呈现了民国湖南学术的发展轨迹,并凸显其湖湘学术独特的传统。     

试析“专制政治”观念在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生成与传播

"专制政治"是民国时期知识精英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概念,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分析视角,也是历史教科书书写中公认的权威知识。民国时期该观念通过小学历史教科书广泛传播,逐渐从精英群体延伸到普通大众,遂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视角和不证自明的知识预设。这种诠释不仅深深影响了民国民众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建构与认知,也影响了时下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评价。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之冲突与整合——以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国家职能向现代转型,国家政权在不断渗透扩张的过程中与不符合其体制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公共卫生是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站在“传统”对立面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与代表传统医学的社会有着“行政化”与“弥散”的冲突.被“制度化”的社会新旧杂然相陈,“刚性”的“制度化”无时无刻都处于社会“不抵抗”的抵抗之中.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体现了该特征.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由激烈到逐渐归复平静,最终的沉淀是双方控制与制约、渗透与制衡的整合.     

自贡盐业契约“出山约”与“出丢上中下节约”研究

在清代民国时期,四川自贡井盐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出山约”、“上、中、下节约”等特殊契约形式,导致这种契约形式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环境、盐井开采技术以及市场竞争是导致这些契约关系出现的重要原因。这些契约形式的出现对当时自贡地区盐业生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效地解决了投资者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保证了井盐开采所需资金来源,分散了投资风险,优化了盐井生产组织形式,提升了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使自贡地区的井盐生产能形成独特的生产模式,长盛不衰。     

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国外学者不仅是这一活动的开拓者,也是调查规模较大者。弄清这些调查的历史过程、调查宗旨、调查区域、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以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对我们正确地解读和利用这批资料将大有裨益。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调查与中国学者的调查既有相通之处,更有其独特的视野。尽管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其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