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民国时期法官与律师之间的“隔离带”

为了解决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不良关系给司法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民国司法部和司法行政部制定法规禁令,在法官与律师之间构建了一道“隔离带”,即对法官与律师在社会交往和职业流动方面做出限制和约束.这一举措包含着制止司法腐败、力图实现司法公正的用意,但由于受政治环境、经济状况的影响,加之法规禁令缺乏可操作性,这种隔离的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历史考察

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从清末露出端倪,至“五四”之后的20年代逐步向前发展,初步奠定了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则基本停滞,20世纪80年代重新崛起,发展势头强劲;90年代之后持续升温,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都有大的拓展,成果斐然。台湾和香港的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活跃,国外的研究则主要放在曾留学他们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合作,分任国家军事和行政最高首脑,由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本文综述了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从政府高层的合作和派系斗争、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方针的实施、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等方面,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时期里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梳理显示,最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利用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空间思维与民国史研究

史学建构中常有空间思维。空间作为史学思考的一个维度,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是从人的感受出发,在史学作品中体现人对空间的感受、着眼人在空间之中流转的可能性;二是从空间的物质形态出发,观察这个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建构逻辑。空间思维之于历史研究,关键在于研究的设计之中,是否能把空间结构看作权利以及资源关系的产物,把空间形态解读成具有社会文化经济意义的历史积淀,把历史人物的空间经历开发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实践与物质权利秩序建构逻辑之间的对抗或对话。民国史研究今后如果从空间入手,应当可以取得新的学术成果。本文解构列文孙"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型"的空间构筑,对以上意向加以阐释。     

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

民国初期 ,蒙古地区处于严重危急局面。袁世凯当政之后 ,采取种种羁縻笼络和软硬兼施手段 ,初步稳定了内蒙古局势。又通过谈判等手段 ,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国在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主权。随着内外局势的缓和、稳定 ,他又开始推行放垦、改省 (设特别区 )等政策 ,其歧视和压迫国内弱小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的本来面目也逐渐暴露     

从体验哲学角度探析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形成的理据

以体验哲学的理论为基础,探讨了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中"意义即使用"、"语言游戏"、"家族相似性"、"语言生活形式观"等的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为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角度,从中看出他的语言哲学中的认知萌芽。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的形成源于他的身体体验,隐喻和范畴化是其产生的方式,认知的无意识性是其产生的过程。     

何以利吾国——民国孟学“义利观”研究述论

“义利观”是孟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明辨“义”与“利”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事关个人之行为及道德准则.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义利观”的内容发生转变,但这种转变却并非凭空而来.民国学者对义利观的诠释,仍是承继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原本内化为个人道德伦理规范的“义利之辨”,在新旧不同的诠释之下,转化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及判断标准,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国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     

中国教育法律体系近代化轨迹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有很大差别,“学而优则仕”,“学”与“政”的高度统一,虽适应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的农耕经济和乡土社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自然科学内涵,加之后期科举考试制度设计渐趋程式化,对社会生产实践尤其是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贡献甚微.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伴随着西学东渐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产生了启蒙教育思想.在晚清,近代科技与教育甚至被统治者提高到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先锋地位.20世纪前后,政府开始自上而下的教育法律制度改革,引进西方教育法律制度,颁布学堂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律规范性文件,规范近代学校教育.通过教育法律法规以国家干预的形式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     

民国时期医德建设初探

民国时期的医德问题引起了医师们及医学团体的重视,医师与医学团体分别从各自角度对医德建设提出了相应主张?通过医师及医学团体的共同努力,民国时期的医学伦理学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继承了传统医德的内容,又具有自己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