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风俗变革与变革风俗

民国时期是时代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时期 ,风俗的演进也进入到转型的阶段。风俗的全面变革促使了一系列变革风俗的产生。文章论述了当时风俗文化演进的三种趋势———对人的尊重、对迷信的涤荡以及政治因素的渗入 ,是民国风俗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标志     

湖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关系的演变

由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组织合作的省社科规划项目《湖南民族关系史》(上下卷)几经磨砺终于付梓并于今年5月面世。该书对于湖南民族关系发展史的探究填补了我省民族研究领域中的空白,使人欣慰。本刊特摘编其下卷序言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岳钟琪与西藏问题

岳钟琪(1685-1754年)亘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央处理与西藏地方及川青甘藏族地区的问题上,均起了重要作用,实为研究清代边疆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现以原始档案为基础,探讨岳钟琪在雍正时川陕总督任上关于西藏问题的见解建议,并藉此略见雍正三年至七年间(1725-1729年)清中央筹划确立治藏方针之轨迹.     

民国初期川陇两省就隆庆(囊谦)归属问题所引发的纠纷

民国初期,川陇两省就隆庆(囊谦)等地方的归属纠纷曾闹得沸沸扬扬,令举国关注,其实这是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借“西姆拉会议”所造成的政治恶果,通过欺上瞒下,精心策划的政治闹剧。然而这场纠纷也使当时默默无闻的马麒无意中得到了一次难得亮相机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为他日后继续混迹于青海政坛,直至形成独霸一方的“马家军”赢得了政治资本。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民国初期广西三关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分析(1912～1931)

近代梧州、南宁、龙州三海关是广西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在我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广西对外贸易出口商品基本是初加工或是未经过加工的农副产品,以技术含量低,技术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出口商品以农民自发的个体小规模经营为主,成规模经营极为少见。进口商品以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为主,其商品结构与我国的进口商品结构相似。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宗进口商品的数量、价格都在不断增加。本地土产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最终不敌洋货,洋货市场需求与日俱增,洋货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扬,大量洋货的涌入,不仅加速了自然经济的崩溃,而且加重了百姓生活的经济负担。     

简讯11则

<正>10月12日,湖南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和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整改工作情况暨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督查情况通报会。省直30个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佑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郭开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熊继兴同志和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德靖同志分别通报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整改工作情况和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督查情况,并提出了下一步整改和贯彻落实的意见。     

清至民国时期平定地区的水神信仰初探

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为了满足民众祈雨时的多重需要,平定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增多,不仅有传统的龙神信仰,自然神、古代先贤和本地传奇人物也都进入水神的行列。此时的水神信仰达到顶峰,信仰范围广泛,功利性和农事性极强。人们不仅在水旱灾害多发的时段举行定期祭祀水神的庙会,还在发生严重旱灾时举行特殊的祈雨庙会。作为地方文化,水神信仰有助于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     

民国时期苏州演艺业的现代转型

在城市经济发展、文化艺术传统和地理条件的影响下,苏州约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有现代演艺业的萌芽,到30年代有了正式和长足的发展,40年代中后期更是出现了分层发展的成熟趋势。文化艺术传统、经济优势、地理便利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母床,文化创意产业则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动力。苏州从上海汲取了资本支撑的同时也展示和宣告了自己的影响力,这是它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史中重要城市的理由。     

简析民国初期(1912-1927)大学内部治理

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活动,三者共同构成教育史.从教育思想、制度与教育活动层面,尽最大可能还原并分析民国初期的大学内部治理状况,重点考察了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南洋公学等公立大学与复旦大学、北京朝阳大学等私立大学,这些大学在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系统代表了南方与北方、公立与私立大学的不同办学特色.通过对其内部治理思想、制度和实践的梳理,以期完善当前中国大学的内部治理,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