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药救医与民国中医学术的药物转向——以陈存仁编纂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中医体系内的中药及相关本土经验知识受到了西医或科学界人士的重视,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为人们在科学认识论的驱动下探寻和利用全球有效药物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材料。作为中医群体中进步人士的陈存仁,也在中西医汇通和科学化的潮流中,努力藉助受到科学界人士关注的中药及相关经验知识重建本土药物学术,拯救遭遇合法性危机的中医。通过对陈存仁的医学思想及其编纂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进行个案考察,可知陈存仁在高度认同中药有效性的基础上,试图拆分"不科学"的中医理论与作为"科学材料"的药物经验知识,同时将后者与有关中药的近代科学知识进行重组,如此既体现了他的科学化主张,又使得其辞典中的内容实际上呈现多元认识论的特点。以此观之,近代科学与中医药知识体系之间并非只有冲突和矛盾,而是存在互补或相互利用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中医药知识传承的连续性。     

民国名家们的中秋

鲁迅日记里过中秋 鲁迅先生对中秋是情有独钟的,从1912年至1936年间的日记中,每年都有关于中秋的记述。1912年的中秋,鲁迅正独自客居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阴历中秋也……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一股怀乡思亲之情跃然纸上。     

在腹地构建现代城市性:民国前期济宁的演变(1912—1937)

在近现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所牵引的沿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崛起相反,许多内陆城镇急剧衰落,但济宁是个例外。民国前期,济宁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现代化转型。与中国北方其他城市情形不同,济宁精英和民众积极引介现代商品、技术、文化和政治制度,又保留了许多旧有的因素和习惯,区别于那些受现代或西方势力支配的通商口岸。但济宁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阻滞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张力以及市民社会的正常成长,影响了其城市性格的充分发展。同时,济宁现代化的部分成功是孤立而脆弱的,大济宁地区渐成为以沿海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社会经济网络中的一个腹地。民国前期济宁的经历显示:其作为内地城市的命运并不主要由城市自身的逻辑机制所规定,农村危机及其解决危机的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民国时期废缠足陋习的历史考察

缠足作为一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陋习,在中国流行有上千年的历史。进入近代以来,缠足恶习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民国建立以后,由于历届中央政府严颁禁令、地方大员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的率先垂范,到抗战前后,除偏僻落后地区外,缠足恶习已基本绝迹。本文对民国时期废除缠足陋俗运动进行了粗略的历史考察,同时对其历史意义及社会影响作了简要的分析     

民国时期主妇角色的重塑与家庭决策权

先秦至隋代“主妇”一词主要出现在祭礼、婚礼、丧礼等各种仪式中,直到唐代主妇才开始由仪式中的象征角色转变为家庭角色。之后宋元明清时期主妇主要负责与衣食以及女性相关的家庭事务,其家庭决策权极为有限。进入民国,在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变革的背景下,经过国家和社会舆论的重塑,主妇角色实现第二次转变。主妇开始从家庭依附者转变为家庭的主导者和决策者,并被赋予住所选择权、家庭经济支配权以及家人的管理权等诸多家庭决策权。民国主妇角色的重塑标志着家庭性别权力关系的重建,推动了传统父权制的消解以及女性消费群体的崛起。     

论清代中叶妇女诗话繁荣的特征及成因

清代中叶妇女诗话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其特征表现在妇女诗学意识的自觉性、诗学著作体例的成熟化和诗学理论的个性化。其成因是来自于社会和女性自身两大因素的推动。     

民国社会教育论纲

民国社会教育的思想基础是教育家晏阳初提出的"民力观".社会教育理论的出发点是民众本位,但实际发展历程的重心在于"挽救民族危亡".民国社会教育属于改良范畴,但辩证地看,有两点革命性:在中国教育史上,民国社会教育理论突出了教育对象的全民性、教育内容的全面性、教育过程的终身性;相对学校教育而言,民国社会教育重在去除"西洋化、贵族化、都市化"之弊,力图实现"本土化、平民化、乡村化",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紧密结合,体现了时代要求.     

1912—1937年间华北的贫民教育援助政策研究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援助政策。各界积极兴办慈善学校以救济贫寒失学的儿童,或捐助资产,或为慈善学校提供运转资金;面向贫民以及所收养的贫民等开展职业教育,实施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谋生的能力;设立奖学金和贷学金等以鼓励贫寒学生的升学深造,促进社会公平和造就国家建设人才。     

试论戴新三的西藏考察文献及其价值

抗战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科长戴新三(1907—1997)是人生大多数时期活动于四川的历史人物,他于1933年通过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并于1934年1月到蒙藏委员会任职,先后出任蒙藏委员会参事室荐任科员、《蒙藏月报》编辑主任、蒙藏委员会编译室主任等职。1940年8月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第二科科长,1941年4月启程入藏,直至1944年11月离藏返回内地,在驻藏办事处任职共4年3个月。在驻藏期间,他被派遣到日喀则、山南、江孜等地开展布施、调查等活动,并以《日记》的形式,逐日记录,撰写了数十万字的三卷本《拉萨日记》。返回内地后他在服务川康工作之余暇,立足于《拉萨日记》,积极撰写了多篇文章,主要是他对于当时西藏地方的观察、纪行、政论,发表于《康藏研究月刊》《风土什志》和《边政公论》。这些文章成为世人观察那一特殊时期的重要窗口,极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戴新三在民国后期公开发表的考察西藏地方的多篇文献,结合新发现的戴新三《拉萨日记》第二、三册,分析戴新三公开发表考察文献、未刊日记的异同,发掘戴新三西藏地方观察的内涵,以进一步全面地呈现相关史实,阐释...     

民国时期山西村政建设中的教育绩效及当代启示——基于阎锡山教育思想的考察

民国时期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在山西村政建设中曾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使山西的教育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从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以及地方官员多元化视角剖析民国山西村政建设中的教育绩效,可以探究其在教育方面的成效与经验。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认可阎锡山在当时破旧立新,坚持推进乡村教育所带来的文化普及和移风易俗上的成效,地方官员则认为阎锡山推行的教育理念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成分。以史为鉴,地方政府投入充足的教育资源,家庭教育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再加上地方领导充沛的办学热情,三者实现有机结合,可以促进当代乡村振兴计划中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