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凉山彝区的保哨制度研究

保哨制度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凉山彝区主要交通线上具有军事保护性质的地方制度。民国时期,因凉山彝区民族关系紧张、交通梗阻,在凉山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于关键险要之处设置哨所,由哨兵保护行旅通过彝区。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凉山地区交通的畅通,但是在后期也给商旅带来经济负担,成为军阀征税的名目和壮大的政治资本,同时也造成当时民族关系进一步紧张。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四库提要·归田诗话》辨正

《四库提要》批评瞿佑《归田诗话》见解浅陋、考证粗疏,如以"搥碎黄鹤楼"作李白语,以《望夫石诗》为陈克作,无视杜诗"血污游魂"句等.今经考辨知,上述诸说均难以立足,"搥碎黄鹤楼"存于李白集中,《望夫石诗》作者宋人已有错,"血污游魂"实乃瞿佑照录《苕溪渔隐丛话》.此外,《归田诗话》虽不以考证为主,但也充分认识到了考证的重要性,《四库提要》对《归田诗话》保存文献的功绩多有肯定.     

《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与民国乡村建设的比较研究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批判继承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基础上,探索解决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方案。对于改造"愚贫弱私"的旧中国农村,毛泽东与乡建派的具体措施相近但又有所超越,《纲要》赋予了农村合作社以属地管理和建设职能,这是一种探索性的组织制度创新。此外,作为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毛泽东致力于全面治理中国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乃至农村和国家的整体外部环境,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复苏农业经济或兴办教育。     

被"时代"糟践的洋专家

时代造就人才,时代有时也糟践人才.中国近代史上,就有一位引进的高层次外国专家,虽然是一位满腹经纶的正人君子,却做了一个诡异时代的政治牺牲品. 话说百年前,正当民国初年,共和初造.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展开了角逐,政治舞台上波诡云谲.此时,经卡内基基金会的推荐,一位国际上的著名学者古德诺教授(1859-1939)来到中国,帮助开展立法工作.     

民国商业出版与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兼以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例

将1930年代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置于＂民国＂这一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可以看到其与民国时期商业出版的经济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此视角出发并结合相关史料,兼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实例,探寻在与出版业广泛互动的条件下,一度风行文坛进而成为声势浩大＂主潮＂的左翼文学潮流的生成机制。     

民国新闻界走向世界的盛举:以世界报界大会为中心

民国新闻界在1915年和1921年,两次委派代表,远渡重洋,赴美出席世界报界大会。中国代表在旧金山和檀香山会议上,表现踊跃,充分展示民族报业的风貌和报人的进取精神。这是民国新闻界走向世界的盛举,有助于改变中国形象,吸引欧美新闻家来华游历考察,提升中外新闻交流的规模和层次,从而推进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与职业化进程。不过,由于国情特殊,民国新闻业与政治势力纠葛缠绕,新闻界出席报界大会不只是单纯的职业行为,而颇有国民外交的意味,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一种努力。     

无锡民国报刊研究——以《锡报》为例

无锡是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发祥地,新闻报刊事业也随之兴起发展。早在1898年,无锡人裘廷梁和同乡顾述之、吴荫阶等人创办《无锡白话报》。随后地方报纸便陆续出版。其中,以《锡报》的生命力最强,历史悠久,深刻反应了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民国苏州浴室业发展述论

民国苏州的浴室主要由客籍人士经营,为本地人提供服务。对比上海、扬州等地,苏州浴室业的经营方式、理念和技术设备相对落后。苏州浴室的分布明显受到商业资本不断集中、厂矿等现代工业大发展的影响,依附在以经济和现代交通为轴心的商业圈中。在动荡环境中,苏州浴室业仍有所适应和发展。     

民初舆论界塑造国民理想人格思想管窥

民国初期伴随新旧政制鼎革,现实人格堕落至极,上流社会、知识群体与学生群体等深陷其中,道德危机与国家危机空前严重。一些士人深表忧虑,直接发出了人格救国的强烈呼唤。他们所崇尚之人格并非传统式理想人格,而是合乎民初现实需要、具有基本国民素养的近代国民理想人格。因理想人格并非与生俱来,需待后天培养而成,他们遂将目光投向教育尤其是人格教育,力主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实践教育等有机结合,欲藉此达到塑造国民理想人格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