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粤盐入桂及其对广西经济开发的影响简

食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之一,《管子》有云：“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清代民国时期是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广西缺乏食盐,自康熙年间开始,两广盐区建立了专商引岸制度,粤盐由广东大规模运销广西各地,到民国时期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实现了从官运官销到自由贸易的过渡,并有力支援了民族抗日战争。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粤盐入桂不仅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各民族物资交流等方面对广西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还对广西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广西地方财政收支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开发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但从反面的角度加以分析,由于广西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粤盐入桂在为广西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亦产生了私盐泛滥和不等价交换等不良现象,对广西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功在当代,泽被后学——《宋诗话全编》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宋诗话全编》涵盖了诗论、诗话专著和主要的诗论家及主要的论诗名著,更蒐集到了至今还远未为研究者所知晓的散见于浩瀚载籍中的论诗片言只语,对治古代文学者具有莫大的参考意义和学术价值.一是补阙、正误的重要资料价值.二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事实支撑（含生平事迹补遗;宋代僧诗和诗僧的材料补充;弥补某些人物关系的重要史事）.三是为文学史上的某些专门问题提供佐证材料.四是艺术风格的品评,文论观点的概括,则更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     

从“自卫特捐”税看民国税制的晚期衰变

民国后期,自我标榜民主宪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构建现代税制进程中为了满足战时财政需求,一再开征各种苛捐杂税,其中"自卫特捐"税便是支应地方政府军事经费的一项临时性专项税捐。"自卫特捐"税开征至失败的年余时间内,较为独特地反映了民国税制晚期衰变的各种特征和弊窦,成为民国税制现代化进程堕入崩溃末路的缩影。     

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述评

近年来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渐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民国中央政府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在历史上创造性地将边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的普及工作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并作为一项专门的社会事业以有别于古代文教政策语境,制定系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来予以推进。本文从边疆教育史、民族教育史、地方断代史、政策专题研究等四条研究路径概述学界对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讨论了课题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方向。     

试论陈师道的文学思想

陈师道作为苏门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对当时所盛行的诗、词、文、赋、诗话、笔记等文体都有所涉猎,而以诗歌创作成就为最高,与黄庭坚并称"黄陈",被后世尊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研究论析陈师道的文学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苏门文学集团、南北宋之交诗坛状况及"江西诗派"都有重要意义.     

融合中西的义理阐释方法--以民国学术研究为例

民国时期的义理阐释方法是在传统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基础上融合而成的.陈寅格的史学,钱钟书的文论研究等都运用了义理阐释方法.作为民国学术的一个主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融合中西、古今,整合诠释和实证,推动了民国时期学术兴盛与大师的诞生.     

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从1926～1935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

本文选择民国时期出版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梳理五位作者对"西藏"这一概念的理解。研究发现:首先,这些著作均力图从名称上确立"西藏"与"卫藏"的对应关系,将"安多"和"康"排除在"西藏"概念之外;其次,从行政沿革上强调清雍正以后安多、东部康区归内地行省管辖的事实,借以证明"安多"与"康"已不属于西藏;再次,从传统人文地理角度将康藏分界处的丹达山,或从改土归流的角度把赵尔丰曾到达的江达作为西藏与西康的交界点。     

从《白石道人诗说》探究姜夔诗学理论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是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在文学批评史和诗论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梳理其诗学理论体系,将零散的诗论分类,从创作论、作者论和接受论三个方面阐述,使之成体系。创作论中按照诗歌创作的步骤,从积累到谋篇布局到语言运用,分别归纳;作者论通过杜甫和陶渊明这两位姜夔推崇的诗人看姜夔评价好的诗歌作者;接受论从审美和批评两个角度看诗法和诗病。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 （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