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遗民诗话的民族意识探析——以魏元旷《蕉庵诗话》为中心

民初诗话具有浓厚的遗民情结。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历史记忆：重建现场与智识建构——陈平原学案研究之三

一如前面的两个学案研究中所反复强调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生存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形下,我们的生活重构其实十分困难,整个社会转型从晚清民国以来始终仅仅是在过程中。而且这个过程一直在反复甚至倒退,然后从头开始。或者说具体了,我们的诸多问题包括学术问题、文学问题、教育问题乃至社会问题其实依旧,我们始终走不出的是我们自身的生存悖论和循环往复的轮回怪圈。     

古代朝鲜诗话论宋代类书

宋代类书与其他中国典籍一样,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传入古代朝鲜,并且被本土翻印。它们不仅记录了部分古代朝鲜传说,为古代朝鲜文人科举准备与日常诗歌创作提供了便利,为诗歌用事锻炼与溯源提供依据,更为进一步考证、考据提供了线索。其中的讹误也被一些学力深厚的古代朝鲜文人作为直接的质疑和考证对象,加以批评与警示。这对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陕西长篇小说难于结缘影视剧的原因分析——兼谈司南长篇小说《民国银号》所具备的电视剧创作因素

陕西号称文学大省,长篇小说创作曾出现过极度繁荣的景象。近30多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版量堪称丰富,在读者界、批评界产生较为广泛影响的作品也有一些。遗憾的是,陕西长篇小说走向电影和电视剧的作品却屈指可数。影视剧的商业属性和国家相关政策特殊规定,要求长篇小说从主题、人物和情节必须具备符合改编影视剧的基本要素。陕西长篇小说与影视剧创作难于结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创作者普遍缺乏发现挖掘一个具有影视商业价值同时有深刻主题的能力,在人物创造与整体结构方面也普遍存在松散问题。司南创作的长篇小说《民国银号》以独特罕见的视角为读者完整打开了清末至建国前民间金融家生存发展的这样一个世界,人物命运紧贴复杂动荡的政治时局而变迁沉浮,明显具备改编为一部优秀电视剧的要素。     

浅析清至民国陕西雹灾的发生特点

清至民国的306年是陕西地区农业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一个时期,其中雹灾是危害较为严重的灾害之一。根据对相关材料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从发生的时间来看,雹灾呈现出频繁性、季节性、周期性、增长性的特点;从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来看,雹灾具有局部性、严重性的特点;从发生的空间来看,雹灾呈现出地域性的显著特点。     

民国“异类”张竞生

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世人蠢蠢而不知贤者之心情,而贤者正不必求世人之谅解。来看看1925年冬天,《京报副刊》这样一则广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其内容显然是针对大学生：阴惨惨的天气,呼呼呼的北风刮得人心冷胆寒!校课不用上,闲来愈觉得无聊赖……劝君莫悲哀,诸君采用下头的消遣法,即把笔提起来,详详细细写你个人的＂性史＂,做起一个有系统的记述,包管你打破这个郁闷的年关。     

清末民国贵州鸦片百年危害反思

在鸦片造成的种种危害之中,最大的一项危害就是地方财政、税收对鸦片的深度依赖。这种依赖的存在,导致历次禁烟的结果总是陷入禁而不绝、明禁暗弛、亦禁亦弛、寓禁于征的怪圈。反思近代贵州百年毒品的危害,对于当前开展的禁毒斗争,以及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篙打倒一船人

爱出夸张之词,好为惊人之语,向为自大文人通病,他们下结论、发宏义时,往往不讲逻辑、理性,不分青红皂白,一篙打倒一船人。民国初期,很有一批文化名人热衷批判国人劣根性。胡适的《差不多先生》,讽刺国人做事马马虎虎;鲁迅的《阿Q正传》,批判了精神胜利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李宗吾的《厚黑学》,揭批了脸皮厚心肠黑的流氓哲学;傅斯年的《中国狗和中国人》,更是痛斥国人缺乏责任心,＂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     

民国第一古镇旅游景观保护规划

浙江奉化市溪口镇,山川秀丽、地杰人灵,历代名人辈出、名胜古迹丰富,特别因为中国近代政坛名人蒋介石故里,谓之“民国第一古镇”,合乎逻辑地成为全国著名的风景名胜旅游区。然半个世纪以来,因城镇现代化浮躁思想的不良影响,亟须开展科学的保护规划：调整社区产业功能、改善镇区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古镇风貌及其历代文化遗产,理性构建“大溪口”风景名胜旅游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民国三任教育总长傅增湘

民国前期,傅增湘三任教育总长,这一时期的教育部相对而言最为稳定。他一方面近承范源濂执政思路,在用人及施政上延续已有局面,保证了教育部的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远绍蔡元培余绪,任内连续三次召开全国性专门教育会议,商讨民国教育发展大计,并据此修正和完善各项教育法规,把教育部施政水平推进到新的阶段。傅增湘三次任期内教育部的种种作为,不仅对当时教育事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民国教育的后续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