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与社会史研究的新视野——评汪汉忠著《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长期以来人们对苏北由富庶到衰败的历史变化研究甚少，汪汉忠的《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该著作不仅以新的视野研究了苏北地区兴衰的地方史而且通过当时社会救济、灾荒防治等政策的研究使社会史学研究有了新的面貌，即灾害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政府及社会的灾荒政策问题，都有精到的描述与分析。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孙中山思想与民初广东社会建设

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相当丰富,主要包括社会援助思想、社会教育思想、社会治理思想、社会组织思想、社会和谐思想等内容.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品格独特,具有以民生改善为中心、以分配公平为重点、以传承借鉴为手段、以制度规范为根本、以革新发展为支撑等鲜明特色.民国初期广东遵循或背离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所留下的经验教训有:社会援助是社会公平的基石;社会教育是社会进步的起点;社会治理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社会组织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和谐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民国十九年土地法研究——以民生主义为视角

民国十九年土地法在中华民国土地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孙科称其“体大而思精”.该法此后历经修改,体现了民国土地立法者们为实现孙中山“民生主义”之努力.以民生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探究这部土地法,从中可以获得民生主义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地法理论与实践中的某些启示.     

经幢研究的一个新高度——读刘淑芬《灭罪与度亡》

（一）台湾学者刘淑芬女士的《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是迄今对经幢最为全面、详尽的研究成果。经幢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迄今仅有百年。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大著《语石》（1909）卷四中对经幢有八则精简的评述,开经幢研究之滥觞。民国期间,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1869—1944）、常盘大定、关野贞,     

中国当代小说中民国叙事的语境、演变、局限

小说是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这种言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言说对象与言说语境,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由于民国时代自身的多面性与含混性,由于中国当代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断变易,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的小说,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从而使艺术世界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北美汉学界的《沧浪诗话》研究述评——以华裔族群为中心

北美汉学界的《沧浪诗话》研究在主体构成上包括华裔族群和本土学者两个群体。华裔族群的代表人物是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欧阳桢等人,本土学者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林理彰,美国的宇文所安、费维廉等人。整体上看。华裔族群的研究凸显出如下四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影响研究,包括严羽诗论对前代文论的承传及其对后代文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二是对严羽诗论系统中“以禅喻诗”批评方法及“兴趣”、“妙悟”等概念进行了阐释：三是方法上移西释中和中西对话并用;四是注意吸纳中国和日本“严学”家的研究成果。     

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海外阐释——以北美汉学界为中心

北美汉学界对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阐释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中心,形成了华裔族群和本土学者群体。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等人,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林理彰、宇文所安及费维廉等人。整体上看,他们的阐释主要针对:一是以禅喻诗、兴趣、妙悟、入神、气象等严羽诗论本身的构成要素;二是严羽诗论与道家、儒家及佛教禅宗的联系;三是严羽诗论所受前代文论影响及其对后代文论的巨大影响;四是严羽诗论与西方文论的相通之处。他们的阐释不足之处有二:一是对以禅喻诗太过于纠结;二是将严羽诗论与西方文论进行跨文化比较,未能深入。     

论民国时期清词选本的特征与意义

民国时期的清词选本选型多样,各阶段的清词选编选也显示出各自特点。清词选本在词学史与民国词史等方面,具有多重意义。它既有助于我们对清词文献的整理,也有利于对清词史的把握;既可为清词的编选提供借鉴,也有利于从考察民国词人的创作理论来探寻民国词坛、词风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