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背后的现代性法制气象——以民国时期广西民众控告县长司法案例为中心的考察

1925年10月,广西颁行《人民告发官吏暂行办法》,赋予民众请求撤销或变更行政官员违法损害之权利,随后民众援引该法控告官吏尤其以县长为被告的"民告官"案件大量涌现。通过对此时期广西民众控告县长案件的梳理发现,尽管此类案件的处理从实体到程序,都并未严格遵照法律规范,是一种有强烈行政色彩的司法行为,却张扬和强化了公权力与民权诉讼地位平等以及通过法制平台弥合社会利益冲突的理念。"民告官"热闹背后,宝贵地呈现出现代性法制气象,即便其成色因政治竞争背景而削弱,也与当时中国社会整体现代性进程不大协调,却映射出剧变时代民国社会治理和法律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化。     

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的影响——以重庆南川及金佛山为例

作为民国时期佛教最高学府和中国佛教教育中心,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特别是重庆佛教影响深远。这不仅体现在该院为重庆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促使兴办佛教教育,还体现在因其地处重庆,给当地佛教道场、佛教社团、弘法模式带来的改变,包括直接介入其中,如对南川及金佛山佛教的影响便为一例。本文主要依据汉藏教理院档案报刊文献与其他相关民国报刊资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追根溯源,梳理该院与南川及金佛山佛教之渊源。     

追忆侯仁之先生

侯仁之先生在2013年10月22日走了,一个度过了一个世纪漫长岁月的老人。他生于清王朝倒台后一个月,经历了民国,与新中国一起走过60多年,终于告别操劳而又硕果累累的一生。     

民国基督教圣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探析

作为基督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圣诗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知识分子对民族现实处境的深切关注。民国时期,再次进入中华民族视野的圣诗经历了一次本土化变革,大批怀揣爱国主义理想的基督徒投身于这一进程,并将自己对民族国家、社会历史的思考融入其中。基督教文学的入华扩充了民国基督徒的文学视野,激发了创作灵感,赋予了中国文学新的生机,并助推了民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情怀的良性生成与发展。     

清代民国粤盐入桂及其对广西经济开发的影响简

食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之一,《管子》有云：“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清代民国时期是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广西缺乏食盐,自康熙年间开始,两广盐区建立了专商引岸制度,粤盐由广东大规模运销广西各地,到民国时期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实现了从官运官销到自由贸易的过渡,并有力支援了民族抗日战争。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粤盐入桂不仅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各民族物资交流等方面对广西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还对广西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广西地方财政收支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开发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但从反面的角度加以分析,由于广西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粤盐入桂在为广西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亦产生了私盐泛滥和不等价交换等不良现象,对广西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自卫特捐”税看民国税制的晚期衰变

民国后期,自我标榜民主宪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构建现代税制进程中为了满足战时财政需求,一再开征各种苛捐杂税,其中"自卫特捐"税便是支应地方政府军事经费的一项临时性专项税捐。"自卫特捐"税开征至失败的年余时间内,较为独特地反映了民国税制晚期衰变的各种特征和弊窦,成为民国税制现代化进程堕入崩溃末路的缩影。     

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述评

近年来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渐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民国中央政府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在历史上创造性地将边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的普及工作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并作为一项专门的社会事业以有别于古代文教政策语境,制定系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来予以推进。本文从边疆教育史、民族教育史、地方断代史、政策专题研究等四条研究路径概述学界对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讨论了课题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方向。     

融合中西的义理阐释方法--以民国学术研究为例

民国时期的义理阐释方法是在传统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基础上融合而成的.陈寅格的史学,钱钟书的文论研究等都运用了义理阐释方法.作为民国学术的一个主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融合中西、古今,整合诠释和实证,推动了民国时期学术兴盛与大师的诞生.     

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从1926～1935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

本文选择民国时期出版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梳理五位作者对"西藏"这一概念的理解。研究发现:首先,这些著作均力图从名称上确立"西藏"与"卫藏"的对应关系,将"安多"和"康"排除在"西藏"概念之外;其次,从行政沿革上强调清雍正以后安多、东部康区归内地行省管辖的事实,借以证明"安多"与"康"已不属于西藏;再次,从传统人文地理角度将康藏分界处的丹达山,或从改土归流的角度把赵尔丰曾到达的江达作为西藏与西康的交界点。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 （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