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大湘西行政区期调整得失简析

大湘西的行政区划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持续性的调整之中。从民国初期,辰沅道一道管辖湘西19个县,到民国末期湘西分属于三个行政督察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湘西一个行政区管理永顺、沅陵、会同三个专区23个县,到1997年形成了一州两市的格局。这种调整从行政区划地域来说,是一种由大变小的趋势;从行政建置来说,是由少到多的设置。随着行政建置的变化,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也相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政治革命与社会自由:民国政治学持存的社会政治空间

从某种程度说,1930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平,涌现出一批优秀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并于1932年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此种研究状态的持存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空间。首先,社会自由促发民主革命的政治革命逻辑使任何当政者都不得不宣称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其次,教授治校和出版言论自由,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政治民主空间;最后,流动迁徙自由与相对优厚的教员薪俸,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社会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     

民国大师是如何练就的

民国是一个国力衰微的时代,但它却盛产大师.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张爱玲、梁启超……他们在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还有像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这样的大画家,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享誉世界的作家,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民国为何会出现这种百花盛开、百家争鸣文化盛景?     

晚清民国时期怒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因素探析——“历史时段”理论视阈下的解读

晚清民国时期怒江流域经济发展呈现级差性特点,从"历史时段"理论来看,其原因包括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要素:山高坡陡、立体式气候等地理环境以及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构成了长时段要素;地广人稀、交通商业落后等经济状况构成了中时段要素;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争构成了短时段要素。晚清民国时期怒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表明,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应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创设健康有序的经济环境,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晚清民国文人结社的组织类型及其特点

晚清民国文人社团多达二百余个,社团成员身份复杂,结社方式和结社目的不尽相同,很难以某一标准分类而将二百余个文人社团一网打尽.根据社员角色结构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家旋吟咏型、师友传承型、地缘纽带型、报刊纽结型以及官员同僚酬唱型等等.在判断某一文人社团时,不能简单决绝地将之归入某一类型文人社团而排斥另一类型,在重视社团成员之间某一关系时而不能忽略成员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其他关系.     

民国年间冀中农业成本、农户负担与剩余－－来自11村的一项计量分析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冀中农业生产与经营仍处于比较传统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中,而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亏损户占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冀中农村经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小生产中的一部分已与大市场联系在一起,农户经济的性质逐步发生变化.但由于耕地上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格局,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即使外部市场条件的改善给农民带来一些生计,但不足以改变个体农户世世代代积贫积弱的状态.众多农户的普遍贫困或说内需极度疲软,是旧中国农村市场乃至全国市场发展的瓶颈.     

民国会馆的演变及其衰亡原因探析

进入民国以后,会馆这一民间社会组织进入衰亡期,经历了向同乡会、同业公会以及商会和存袭原有名称三种转变。就其衰亡的原因,一是内部固有的落后性即封建性,二是社会的变异使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民国时期的律师、律师公会与国家法律机关——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律师公会李景光退会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律师李景光先是被天津律师公会以“危害风纪”给予退会处分,后被律师惩戒委员会以“违背职务”给予停职两年处罚;先获得河北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准许在平津复职、入会,旋又遭天津律师公会、河北高检的拒绝入会。在该退会案中,由于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法律冲突,导致法律与实践的矛盾以及参与各方的互相纠结,长达六年之久。当事人不停地抗辩,律师公会、法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司法行政部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并不存在徇私枉法。正因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暴露的法律冲突,经过法律机关的修正,相关各方权力得以明确界定。最终,国家法律机关做出让步,天津律师公会得以实现对李景光的退会处分权。     

民国时期生计教育诸概念析论

清末民初,实业教育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这是我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民国时期有关生计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教育、民生教育的主张渐次涌现,与晚清以来的实业教育一道构成事关国计民生的教育。以往民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仅仅将其划分为各种思想流派进行论述。并未析出其共同本质。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诸概念的提出,产生的岐义及其共同本质。生计教育活动因为符合当时的教育现实和社会现实,所以在民国教育史和社会 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为后来共和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或成人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中国教育法律体系近代化轨迹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有很大差别,“学而优则仕”,“学”与“政”的高度统一,虽适应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的农耕经济和乡土社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自然科学内涵,加之后期科举考试制度设计渐趋程式化,对社会生产实践尤其是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贡献甚微.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伴随着西学东渐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产生了启蒙教育思想.在晚清,近代科技与教育甚至被统治者提高到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先锋地位.20世纪前后,政府开始自上而下的教育法律制度改革,引进西方教育法律制度,颁布学堂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律规范性文件,规范近代学校教育.通过教育法律法规以国家干预的形式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