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档案管理模式的建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企业档案管理体制与模式的问题也逐渐成为热点。标准化、科学化的企业档案管理,是企业必须做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本文对企业档案管理模式的建构进行了研究。     

最大化组织科学的影响:学科与学术领域交叉处的理论构建

学科与学术领域的交叉处为创造性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机会。本文中,我们提出了在学科交叉处构建理论的3种模式,并强调了这3种模式的优势与不足。我们运用"影响轮(impact wheel)"把3种模式相互联系起来,直观地描述了它们对理论、学术领域、学科、研究者和外部相关者等五大范围的影响。尽管3种模式对这些方面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当在学科交叉处的理论建构可以修订现有学科和学术领域边界,并产生新的学科和学术领域时,其影响最大。这样的理论建构并不常见,并且需要研究者具有挖掘组织科学更多潜能的特定技巧。     

目录学视阈下孙楷第对通俗小说的现代建构——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孙楷第在查验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各版本的基础上,将采用科学方法以图书的功能属性与学科划分为主要特征的“图书分类”引入“文学史”中,尝试建构目录学视阈下通俗小说符合历史特质或现代需求的价值性。通过1932年、1958年、1982年三版“通俗小说书目”的编纂,孙楷第以通俗小说各版本的文献关系来梳理相关小说的成书“演化”,有效揭示了通俗小说源流的动态史迹。这种建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学的实践,是孙楷第以小说研究为媒介,寻求传统学术体系在现代社会情境的适用性与创新性。此举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通俗小说书目提要的新观照视角,而且在古今贯通的评价原则中构建了通俗小说的目录学知识,亦形成以版本目录学为中心的体系化评价思路,详细展现了通俗小说知识的多层性,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社会学的日常化建构与知识实践——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研究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岭南地区院校进行了大量社会学的知识实践,嵌入早期社会学社会调查和平民化、大众化取向的浪潮中,形成“到民间去”的研究风格,是学术日常化的建构,与知识社会学“回到社会”的理念契合。本文在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视角下展开分析：岭南地区的社会学构建一方面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部分,从课程教学到调查研究,嵌入在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另一方面建立在岭南地区强烈的“现代”城市/社区特点基础上。由此,岭南社会学形成社区和群体两方面的重要研究实践,彰显了岭南地区的民间社会学调查风格。     

生态学尺度的内涵及其本体论地位辩护

在生态学尺度问题中,尺度的内涵及其本体论地位问题具有基础的重要性。生态学尺度的内涵兼具多义性和统一性。在忽视统一性的情况下,尺度概念的指称可能会发生错位。进一步地,生态学尺度的本体论承诺会遭到质疑。由此,尺度之指称处在实在性和建构性的张力中。从尺度实在论的立场看,生态学尺度是存在的,尺度的实在性相对于尺度的建构性而言具有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尺度的建构性受限于实在的语境。尺度实在论是推进生态学尺度理论发展的合理前提。     

“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新时代教师教育“全能型”教师的理性建构与实践策略

做强教师教育必先做优“育师之师”。当前教师教育师资普遍缺少基础教育一线教学的工作体验和实践经历,缺乏师范教学的实践智慧,其专业身份难以获得认同。高校教师教育“全能型”教师兼具学科理论素养和师范教学智慧,具备学术研究性、教学专业性和实践指导性“三位一体”的价值内涵,是弥合教师教育者研究者、教育者、指导者“三重身份”的理性选择。要让三种角色特征内化于教师教育“全能型”教师,培育生成教师教育者的“全能”价值,必须建构起学术知识向教学知识的联结转化、学术知识向教学知识的内在转化、实践知识向教学知识的表出转化、实践知识向教学知识的共享转化的“四向转化”机制,最终以教师教育学科融合发展、创新专业能力联合培养模式、建立健全职业发展激励机制、深化教师教育教师评价改革、打造教师教育数字应用环境等“五维协同”,合力并举推动教师教育全能转型。     

数字时代侦查措施的体系建构及程序控制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融合发展促使侦查措施向数字化转型,在实践中新兴的大数据侦查措施的广泛运用与基于物理场域的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规范在侦查措施的法律属性定性、具体种类规定、监督制约方式方面均存在相应的程序问题与司法风险,从而导致对侦查权力控制的乏力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冲击。为此,应从侦查措施界分标准之明确、遵循原则之确定、规定种类之细化等三个角度,建构符合数字时代刑事司法运行生态的侦查措施体系。在对该体系进行程序控制规则设计时,应以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革为前提,以建立侦查措施的分级控制机制为重点,并通过权利赋予的方式增强对辩方的数据权利保障,实现数字时代侦查权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建构模式与本土借鉴

城市内部特定社会过程是城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建构的根基。立足城市内部特定社会过程建构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经验内蕴着一种共性模式：依据城市居住样态,结合所在社会,形成城市内部特定社会过程的现状认识;综合前两者,建立分析单位;为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借鉴相关理论,对具体城市内部特定社会过程体现出的社会组织化模式进行概括,确定理论对象,据此发展出理论。这一模式既承认城市的多样性,又肯定城市的一般特征。参照共性模式,中国城市社会学理论建构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是：立足中国城市工作组织过程,借鉴社会组织理论,对城市工作组织引发的社会整合进行研究,发展出符合中国实际且有解释力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