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的研究热点和动向分析

加强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就现有研究而言,学界对人工智能科学内涵的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对人工智能的理论观照和人工智能助推马克思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向度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仍存在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问题意识不足、对话缺失、教育工作结合不紧密等问题。未来需要在辨识与辩证中明晰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发展的问题域,在科技与文本中推进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形态建设,在阵地与场域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     

学术使命与文风重构——基于“三大体系”构建和社科期刊实践维度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也是社科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文风作为一种功能性“话语”资源,是学术前沿活力的呈现,对于学术话语体系的优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一段时间以来,社科期刊编辑群体的文风状况不尽如人意,因学风失位、文风失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成了编辑业务的“硬伤”,也成为学术期刊的“软肋”和学术话语的“短板”。这进一步表明,文风建设是社科期刊编辑不曾“结项”的研究课题,新时代语境下的文风重构是必要的;其目标任务应基于“三大体系”构建的认识高度,体现五个学理维度,也即价值观念的正确性与导向性,内容资源的真实性与丰富性,形式结构的严整性与实用性,语言文字的规范性与生动性,制度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民族高校教材管理问题研究

民族高校的教材工作有着与其它高校所不同的一些特点,教材管理工作是民族高校教学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对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民族高校教材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书写“黄金时代”：论萧红的民族身份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萧红一生辗转几地,日本之行（1936.7.16-1937.1.3）尤为显著,这段时光被其自诩为“黄金时代”,其间经历强化了萧红对祖国与家乡的热爱之情,坚定了其独立作家精神,加深了其对中国国民与日本国民性的理解。而这一切,也反哺作家后期的人生与写作,使其认识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觉醒,能够客观公允地认识和评价日本民众。这些所思、所为、所写展现出萧红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立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沉着、严谨与冷静态度,在面对日本问题上所持有的公允态度与客观立场,并展现了其所持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试论契丹大贺氏时代“后族”问题

契丹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隋唐进入大贺氏部落联盟阶段,出现了内部较为稳固的政治联合体。在此过程中,出于整合部落力量的考虑,借助北方民族传统的世代联姻形式,契丹族出现与大贺氏首领家族固定通婚的内稽部孙氏（审密）家族,可以视为当时的“后族”。这一群体出现之后,对当时契丹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借助大贺氏联盟阶段“后族”问题视角可以看出,契丹族的民族意识在进入联盟阶段之后不断觉醒,开始向营建传统北方民族政权过渡。     

整合与重构：费希特意识原理的知识学基础

在知识整合与重构的探索过程中,费希特“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的意识原理占据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实际上,费希特在知识学方法论上,为跨学科知识整合与重构找到了一种应用性质的科学方法论。虽然各学科门类知识从外在来看存在着异质性,但从内在来看却包含着某种同质性。所以,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辩证原理为跨学科知识整合与重构提供了推动性、创造性原则,对当下兴起的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升华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起来,更要在精神上强起来。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持续推进百年伟大社会革命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传承、创新和升华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其突出表现在伟大的梦想精神、伟大的爱国精神、伟大的民本精神、伟大的奋斗精神和伟大的团结精神等方面。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创新和升华,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且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