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外交的大国意识初探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与此同时,我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建设性的调整,逐步融入到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中。尤其21世纪以来,新一届政府采用了更加务实、自信、灵活与成熟的对外政策,更加凸显出大国意识的外交理念与风范,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而有利于我国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争取到更大、更多的国家利益,进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举三大服务大旗 推动质监事业发展

市质监系统近三年来坚持开展以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主要内容的“三大服务”活动,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质监事业大发展,用“三大服务”贯穿质监工作全过程,紧紧围绕“三大服务”思考问题、谋划工作、定位发展,把工作的切入点放在政府所想、企业所需、群众所盼的焦点上,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拓展服务外延,深化服务内涵,提升服务效能,有力地推动了黄山经济社会和质监工作又好又快的发展。     

中学图书馆开展个性化阅读思考

本文通过对个性化阅读的理解,论述了提倡个性化阅读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中学图书馆开展个性化阅读,通过正确、有效的导读,针对中小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有意识的培养和训练,使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在个性化的阅读中得到充分培养。     

历史的还原与迷失——反思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现代主义历史观念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挪用西方现代主义历史观念,融入"民间文化形态"的叙述立场,疏离唯物史观,以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为重释和重构历史的工具和归宿,表现为在历史叙事中对历史的泛化和内化的追求,颠覆和瓦解宏大叙事的历史及其历史意识,还原民间叙事的个人化的历史.     

不和谐音:货币紊乱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民生

1840-1949年,是中国政治动荡、社会极不和谐的历史时期,期间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和战争.究其因,除了西学东渐、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冲击、制度冲突、社会矛盾激化以外,还由于货币制度没能"配伍得当".紊乱的货币体系成为近代中国动荡之源.并严重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1934年废两改元以前,近代中国两、元并行,银、铜并用的货币体系,提高了交易成本,减缓了商品流转速度,阻碍了经济发展;也给社会民生造成种种不利影响;银价、铜价、物价大幅度变动,更使老百姓深受双重通货膨胀之害.     

上海市儿童权利家庭保护的现状与挑战

通过对上海市1643名儿童、1643名家长及164名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总体上,上海市儿童权利在家庭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具体到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以及参与权上又各有特点,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家长保护儿童权利的意识是影响儿童权利保护现状的主要因素.同时,儿童权利的家庭保护又受到传统文化、人口流动以及家庭结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     

语言符号的无意识直觉和联想关系——索绪尔手稿研究之一

言说者潜意识的记忆能力或联想能力由各种各样的相似关系唤起.言说者的语言意识一方面是主体对语言符号再现特性的内在反思;另一方面,言说者的语言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潜伏的,无意识的.意识的呈现是经由语言和语言结构完成的,我们通过意识反思无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语言和语言结构,也就掌握了无意识.因此,无意识是通向语言科学的条件.     

人是来自自然的乌托邦生物——论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人类学思想

与传统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不同,布洛赫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基础是新的存在论,即"尚未存在的存在论".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命题,布洛赫把人的本质规定的两方面,即人的本质的可能性、任务与人的本质的隐匿性、鸟托邦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揭示了人类生活关系的规范一实践取向以及历史过程和世界过程在人与世界的本质形成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他人与道德意识

在波伏瓦那里.作为意识的"我"与作为意识的"他"之间存在着的是一换种冲突关系.其强调自我意识的"含混的道德"可以被归属于"没有道德的生存论";梅洛一庞蒂在文化共同体中探讨"我"与"他"的关系问题,与他人共在的道德意识导致的是一种"有道德的存在论";而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一种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他人的绝对他性的道德意识超越了生存论立场.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