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基层解纷中的官民互动机制——以清代地缘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古代中国通过数千年的探索,在清代形成了一套官民之间相得益彰、总体上行之有效的国家与民间解纷互动机制,其主要形式有民间将纠纷案件“送官究办”和司法机关对纠纷案件“官批民调”,这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互动循环.立足于司法而言,这一循环可谓一种特别的能动司法模式.这一互动机制彰显着国家司法与民间调处纠纷各有所工但可以实现有机一体化,以及二者互动的背后是国家法与民间法融通等法理意义,其带给我们的现代启示主要有二:一是追求社会“和谐”的解纷途径应该是多元而不是“诉讼单边主义”的,多元解纷途径之间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应该保持有机联系和互动;二是国家与民间解纷的互动机制有助于促进民间解纷资源与国家解纷资源的优势互补,改善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对话机制.     

论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悲剧意蕴

《阿诗玛》是彝族民间叙事长诗之一,这部叙事长诗通过描写父系婚姻伦理法则与没落的母系婚姻伦理法则的冲突下悲剧主人公阿诗玛与阿黑的悲剧命运,展现了阿诗玛这样一个不断与命运抗争却最终以悲剧告终的人物形象。本文将从社会历史原因、阿黑与阿诗玛的关系等方面揭开这部诗歌真实的悲剧意蕴之美。     

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

传世文献中,关于祭、祀、祷、祠、祭祀、祷祠等用语和礼法,都有明确规定。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而祷祠则是"非常之祭",即散祭,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祭祀的规格高于祷祠。祷是为了解除灾难,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楚简所见的宗教活动中,有固定的"祭祀"行为,而不仅仅只有"祷祠"。楚简中的"内斋"和"野斋",与儒家祭礼中的"致斋"和"散斋"可以对应。所以,将楚地出土的这类简牍命名为"卜筮祭祷简"比较合适。通过楚简、秦简和汉简中关于祭祀、祷祠的用词频率统计,可以分析出,秦人的"祠"就是礼制中的祭祀。此前学者将秦人的"祠"与"祭"对立起来,并由之引申出秦人重实用、重政治,楚人重巫鬼、重祭祀的结论,并无根据。     

蒙元初期内丘的扁鹊祭祀文化考探

蒙元初期,河北内丘的扁鹊祭祀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时期内丘扁鹊庙中涌现了大量的碑刻,扁鹊祭祀亦因忽必烈两次遣使代祀得以与岳镇海渎祭祀联系起来,甚至比同时期的三皇祭祀更受重视。宋代对扁鹊文化的推崇,加之蒙元初期涉政医者和儒臣的共同推动,使得蒙古族统治者顺利接受了这一汉地民间信仰,并利用其产生的良好社会舆论巩固了邢州大治的成果,使内丘的扁鹊祭祀成为国家统治策略与民间信仰的一次成功结合。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对策的思考

我国近期出台了扩大民间投资行业和领域的政策。然而,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遇到了市场准入的障碍。要想彻底改善当前民间投资的环境,则需要通过完善有关措施来贯彻和细化有关的政策,努力形成各类资本相互融合、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新格局。     

人类学视野下的水族稻田祭祀仪式舞蹈文化解读

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是水族人的信仰,水族人在长期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产活动中,创造了诸多的祭祀仪式舞蹈文化.本文通过对水族稻田祭祀仪式舞蹈过程的阐述,试图从舞蹈人类学的角度来对水族的宗教信仰、农耕文化、女性地位以及生殖崇拜等方面进行文化解读.     

“民间法”视角下的社会关系主体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民间法"必须实现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基于提出"民间法"研究的不同视角,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参与者无论在类型上、参与方式上,还是在含义上均有别于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法"中的法律关系主体.通过对"民间法"和"国家法"中的社会关系主体进行比较分析,具体明确"民间法"视角下的社会关系主体,是关于"民间法"含义的最好的说明方式,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民间法"研究的意义,以及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论哈萨克族民间信仰

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源于古老的信仰,有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实践性和操作性。哈萨克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及其演变形成一种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并成为民间信仰的基础和基本内涵,对哈萨克族民间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包括信仰系统(神灵系统包括天神腾格尔和“迦萨甘”等,鬼系统包括精、阿勒巴斯特和撒旦,祖先系统包括祖先崇拜、巫师崇拜和麻扎崇拜)、仪式(包括巫术、墓祭、治疗等)和象征等三大体系。     

民间精英与乡村治理——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

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     

世纪末的杂言：2000年中国杂文关键词

中国人在经历了耻辱与血泪、光荣与梦想之后 ,走进了世纪之末 ,中国杂文在走过了辉煌———消沉、沉寂———繁荣之后 ,来到了世纪之末。处于世纪更替之际的杂文创作一方面令人感到欣慰 :由鲁迅开创的这一现代文体 ,继续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精神和风骨。一方面又让人为之忧虑 :杂文文体仍然没能如鲁迅先生所愿而“速朽” ,这表明作为杂文对立面而存在的保守、封闭、蒙昧、迷信、集权、专制等还没有彻底从中国大地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