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村法制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关系是中国农村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权力场域、民间法的善恶以及与国家法的共生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民间法和国家法有相互借鉴的内在要求,民间良法对于国家法有弥补作用。必须吸收和借鉴民间法当中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来推进法制的现代化。     

湖南与浙江民间投资比较研究

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发展,还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目前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省份中,其民间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日趋增长,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随之增强。地处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南省经济发展更要求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本文拟对湖南省与民间投资发展较好的浙江省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总结浙江省民间投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快湖南省民间投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敦煌民间词之文人词化过程

中唐以后,除了民间广为流行的长短句外,还出现了文人亲自创作的长短句。文人的长短句到底起源于哪里?假定文人的词是受民间词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什么原因使文人对长短句保持持续不变的关心,并给予了词的地位?民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是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到文人那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词文人化过程中文人词的形成原因,同时可以对定论词的性质提供参照。     

《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品读

在中国,巫文化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已经由一种古远的民间信仰转变为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骨髓与血肉里。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梦家先生就探讨过商周时期的巫术,而80年代以来,萧兵等学者讨论楚辞与上古巫术思维的论作,也令人印象弥深。近年来,作为神秘文化核心的巫文化,在戏剧、诗歌、绘画、雕塑等诸多艺术种类的审美生成探讨中,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关于文学与巫文化的互动关系,国内外学者也已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巫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的研究,却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较少有人涉及这一领域,这…     

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

中国共产党进入赣南和闽西地区后发现当地群众在心理上过度依赖民间信仰,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和稳固苏维埃政权产生了碰撞和摩擦。为此,中国共产党期望通过法律制度、社会教育及发展戏剧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随着群众革命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农民群众崇拜神灵的观念逐渐弱化,开始从神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思考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有利于乡村社会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民间信仰活动开支的节省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     

哭与笑：南塘变迁

杨云标说，“和谐社会体现在政府与民间力量的比较上．如果政府力量过于强大，民间力量过于微小，那也不会形成和谐。”     

确权和调整化解了农地纠纷吗?——基于7省村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全国东、中、西部7省1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及土地调整对农村土地纠纷的影响。研究表明:(1)土地确权在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权能的同时,也显化了农村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发农民解决各种土地权属争议的诉求,引发矛盾与纠纷;(2)土地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庄人地资源配置不均的矛盾,但带来的农地产权不稳定也易引发利益、权属等纠纷;(3)村庄的纠纷调处能力对土地纠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人均耕地资源越多、户主平均年龄越高发生土地纠纷的可能性越高,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村庄土地纠纷发生的概率显著高于东部。由此提出政策建议:第一,鉴于土地确权有激发纠纷的风险,各地在确权过程中应有效规避风险:一方面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确定确权时点,另一方面在土地关系复杂、矛盾较多、确地难度大的地区,尝试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第二,保障农村地权稳定,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同时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村干部和农民维法意识。第三,构建多元化农地纠纷解决机制,提高各方应对和调处纠纷的能力,及时根除纠纷隐患。     

论仲调结合在“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中的运用

根据“一带一路”商事纠纷的显著特征,其解纷机制应满足形式灵活多元、合意性较强、跨国执行便利、专业水平高等需求。仲调结合作为一种复合型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商事仲裁、商事调解相比所具有的优势更能满足以上需求。目前,仲调结合主要存在“先调解后仲裁”与“先仲裁后调解”两种实践模式。为了优化仲调结合在“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中的运用,应丰富仲调结合形式与设置具体操作规则,加强仲调结合组织建设与解纷人才培育,充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以克服程序质疑,健全错误仲调结合结果的救济机制,订立多边条约与承认互惠关系以优化跨国执行等。     

身份与功能交互下的民间信仰景观——以青海西宁湟中县扎麻隆凤凰山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文化带动旅游,旅游搞活经济”的模式在全国已经成为常见的经济形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新建的、基于神话和民间信仰打造的旅游景观,与当地居民及海内外香客对民间信仰宗教化的理解,以及国家的宗教政策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作为一处旅游景观,扎麻隆凤凰山的九天圣都筹建于20世纪末,现已成为区域内闻名的民间信仰道场。扎麻隆凤凰山身份与功能的交互与矛盾,以及扎麻隆村权力格局对其影响无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