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险扶贫的政策机制与成功经验

日本农险扶贫政策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对日本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业进步、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以"农业共济社组合—农业共济社组合联合会—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为主的组织结构、以丰富种类、科学费率与灾损统计著称的内容体系以及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使得日本农险扶贫效应显著。我国的农险扶贫制度设计应充分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着眼于对组织结构、内容体系、政府职能等方面进行改进,最终发挥出农险扶贫制度的经济效应。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进行理论探究。通过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和技术优势都会吸引企业转移,但在双边市场开放度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规模对企业转移起主导作用;在双边市场开放度较高的情况下,技术优势对企业转移起主导作用。其次,当对某一地区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政策时,该地区的市场规模或技术优势对企业转移的影响将变大。因此,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现阶段应以对外投资为主扩大沿线国家市场规模,而随着互联互通的加强,应以技术输出为主提高沿线国家技术水平。同时以降低关税和增加配额的方式,对转移的中国企业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地区排序为南亚、东盟、中东欧、独联体、中亚、蒙古。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留守与流动儿童”书写

"留守与流动儿童"是中国现代化的代偿物,充满悖论地为文学提供了新题材、新人物形象、新的心灵图景,对既有的"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提出了挑战。其作品存在着成人作家代言的困境、形象主体的同质化、童年生活空间叙事的封闭性等问题。该类作品固定的、特定的修辞表达,将其维持在一个狭小的格局内。     

基于大数据治理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是国内外社会密切关注的话题,也是影响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思路、治理方式和治理技术方面,还存在诸多的制度困境,使得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进而阻碍了城市针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有效应对,使得我国大部分的城市陷入了"社会经济-气候环境"系统的恶性循环当中。而大数据治理可以通过建构气候环境生态大数据和其他各类有关气候变化的数据库,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分析,应用到城市的总体规划当中,并通过大数据技术的预测功能,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打通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界,破除信息孤岛,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从短视的、经验式的模式到科学的、可持续的模式,进而破除城市"社会经济-气候环境"的僵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全面二孩”政策对湖北城镇化的影响

对湖北省人口进行预测,从人口迁移偏好、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供给四个方面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湖北省城镇化的影响,发现儿童数量的减少不利于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则会降低城镇人口数量,而20²4岁人口以及2024岁人口以及20²8岁女性人口的迁移意愿较强;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纯消费人口"数量增加,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推进了城镇化水平;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促使企业和单位加快进行产业升级,有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出生人口增加,成为劳动力人口巨大的"后备力量",对城镇化建设发挥积极影响。总体而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促进人口结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间接对城镇化产生积极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完善配套政策,为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妇女减轻后顾之忧。     

多重危机冲击下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

自欧债危机以来,欧盟经历了诸如欧债危机、周边安全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认同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冲击,这种冲击也反映到欧盟对外政策方面。从最近几年欧盟在对外政策各领域发布的政策文献以及对外行动实践来看,欧盟对外政策中务实主义色彩日益浓重,反映了其在价值观外交遇挫后的战略调整。欧盟现在更加重视周边的安全和稳定,更加重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针对某些国家提出了复原力概念,在安全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强调战略自主性以加强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欧盟对外政策调整同样反映在其对华政策领域,欧盟对华疑惧情绪增加,对华政策中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渐浓,更加强调对中国的规制和欧盟的整体利益,在重视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     

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

关于村干部角色行为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对村干部应该如何的“名”的研究,二是对村干部实际如何的“实”的研究。赵村的村干部的“名”与“实”经历了从融合到偏离的历史性嬗变。改革开放后,因对村干部有了新的要求与期待,历史变迁的惯性及相应的政策及制度性规定为村干部角色行为提供了基础,包办型村干部经历了“名”与“实”的短暂融合。但随着村庄出现可赢利的巨额集体资产,村干部以派性斗争为核心争夺村庄权力,以自我获利为目的,造成村庄集体资产流失,村民利益受损,赢利型村干部的“名”与“实”严重偏离。以制度治村为核心的纠偏机制的运行,以期扭转赢利型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行为,却导致了放任型村干部的出现,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名”与“实”的偏离,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困境依然没有摆脱。     

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装配式建筑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为了更科学地进行政策分析和研究,评测已有装配式建筑政策体系完善与否,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将基本政策工具、装配式建筑驱动主体和产业价值链组合成一个三维研究框架.利用该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现有13份中央政府级装配式建筑政策文本中采用的政策工具进行计量和分析.得出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过溢,针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政策工具缺失,装配式建筑产业价值链维度的政策工具滞后于其价值实现环节等结论,并为完善装配式建筑政策体系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