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如何搭建智库研究平台?

智库在中国并非新生事物,在古代社会曾流行一时的门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智库的基因。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广大知识分子报国的行为,我国智囊团应运而生,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格局。我们已经拥有很多智库类研究机构,从数量来看,位居世界第二。正如大家所认识到的那样,我国传统智库发展模式并不完全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要求,与国际智库发展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一场智库建设领域的深入思考与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病症在哪里

垂拱而治是治国的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努力的方向。中国古代爆发过很多次农民起义,证明以前的社会还没发展到垂拱而治的程度。客观上,那时候统治者的思想理念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具备垂拱而治的条件。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病症在哪里?明清之际,中国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就是探讨封建体制、郡县制度的弊端所在。所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便是指西周赋予封国之主权过大,最终形成指挥失     

两会后,“养老”改革全面提速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14次提到了"养老"这个关键词。两会期间,人社部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方案有望2017年推出,使得养老话题再次成为大众焦点。养老金正常缺口,国家支持"很多退休老工人年轻时为共和国发展流过大汗,绝不能让他们年老时再流泪。"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企业利     

老人优先,不等于插队争抢

不如在改革医疗体制上下工夫从尊重和保护老年人权益层面来看,陕西规定"老人看病优先",是一项善政。然而,善政还要善为。当"老人看病优先",只能通过挂号"插队"得以实现时,已经违背了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本意。事实上,老人挂号"插队",从小处讲,对年轻人不公;从大处讲,破坏了规则意识。更何况,一些老人也认为"插队"不妥。     

基于互惠动机的团队激励动态博弈分析

引入被传统经济学忽略了的互惠动机行为心理特征,建立团队博弈模型,以线性契约激励为基础,分别在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框架下分析均衡努力和均衡产出,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在静态博弈还是在动态博弈下,互惠动机都会促使代理人提高努力水平,提高团队产出,而且在动态博弈下,互惠动机的作用更强。     

主动适应新常态 开创发展新局面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新的一年里,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谋划新举措,切实抓好招商引资,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不断提升民生水平,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奋力开创总量更大、结构更优、效益更高的发展新局面。更加注重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一是调整招商引资思路。2015年,力争实现"签约项目80个,协议引资120亿元,利用外资8000万美元,新增招商引资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对小学语文教学的思考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小学语文课堂朝着更加丰富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应用中的一些不当之处也给课堂带来了一些冲击和影响。现代信息技术对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作用1.促进小学语文教学理念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所谓教学就是教和学,教师传授和学生学习有着明显的界限,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使     

创新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改造纪实

闽烟工业,沧桑巨变。大浪淘沙,强者恒立。有人说,考量一个企业的发展,可以从时间、空间、时代、矛盾四个维度进行透视。纵观福建卷烟工业改革历程,就是一个跳跃发展的过程。福建卷烟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演绎了闽烟工业的传奇。其中,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就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本途径,不仅使闽烟赢得了市场,也促进了全省卷烟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城市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

在测度城市文化资本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将城市文化资本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引入到外生扩展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之下,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及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以北京市17个区县2005-2011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研讨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中,分离出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作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城市文化资本是影响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显著因素;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程度低于物质资本、制度资本,但是高于人力资本,而且,城市文化资本的水平越高,其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推动作用就越大。     

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已有研究运用全国生育率统计数据,验证了利用初育年龄能够对终身生育率进行较为准确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文章应用2010年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五省以及2013年吉林省的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进行了再次验证,并通过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分析,发现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他因素对二者同时产生的反向影响,并从队列视角讨论了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实证结果表明,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初次生育前有过外出非农就业经历的,初育年龄越大,同时终身生育数量越少;其配偶的上述个人特征对于生育时机和数量的影响则表现出与前者相异的作用。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但是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宽,文章所使用方法的可靠性也将增强。因此,对于经历了明显时代变迁的农村人口而言,利用同样为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水平的方法,更有利于对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长期预测,从而为人口预测工作以及相关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