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存在雷同的毛病

《水浒传》描写英雄好汉上梁山的故事，有许多精彩动人的情节，读后能够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故《水浒传》一书是以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而见长的。但是，《水浒传》在故事情节的描写方面并非尽善尽美，也有一些弊病，其中最明显的弊病就是有的时候故事情节雷同或者相似。书中比较典型的事例便是防送公人押解囚犯，途中为了贪财而害命的情节描写。例如董超、薛霸押解林冲到沧州的故事，作者先是写了高俅派心腹之人用重金收买董超和薛霸，然后董超和薛霸便在押解的途中，用滚烫的热水将林；中双脚烫伤，使林冲反抗能力下降，然后又在偏僻的树林里用欺骗的手段将林冲捆绑在树上，使其完全失去反抗能力，最后在董超、薛霸下手杀害林冲的时候，被鲁智深突然救下。这个故事情节，堪称《水浒传》中的经典情节，写得非常出彩。然而，任何出彩的故事情节在同一本书中也不应该重复出现，     

文人心理结构的社会投影——审视《水浒传》的一个角度

分析了《水浒传》作者的反映角度和叙事特点,并对该作品所表现的文人心理结构及小说的艺术特点进行了剖析,以期厘清对《水浒传》的社会效应和艺术魅力的种种不同的评述,为“基于社会底层”的在场的评论提供一个参照。     

语用学理论指导下的《水浒传》人物话语分析——以林冲为例

“官逼民反”是《水浒传》作品主题之一,而林冲则是“官逼民反”的一个典型。文章用语用学理论中的合作原则和关联理论对林冲从出场到逼上梁山这一过程中的话语进行分析,表明林冲的话语生动地反映了他“委曲求全、随遇而安”的性格特征以及“官逼民反”的主题,从而以实例说明语用学理论指导文学作品解读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论金批《水浒传》对小说语言技巧的探索

对小说加以评点 ,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特有的方法。通过对金批《水浒传》的深入阐释 ,认为金圣叹从“文章作法”即创作技巧的角度对《水浒传》进行了研究 ,并对《水浒传》的语言表达技巧作了深入探究 ,形成了金批《水浒传》语言特有的表达技巧 ,这对中国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金瓶梅》与《水浒传》“相互抄袭’’？——《金瓶梅》作者“汪道昆说”的又一佐证

丰吉先生是新安晚报著名记者，见闻广搏，学识丰富。与苟洞先生相识后，对《金瓶梅》作者之考证发生浓厚兴趣，遂悉心研究，殊为难得。     

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和变化——《水浒传》中的地理位置与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

就《水浒传》而言,至少存在3个时间概念:事件发生的北宋;作品产生的元末明初;读者所处的时代。空间与时间交织在一起,不能截然分开。如果不能充分了解空间随着时间而产生的变化,就可能引起混乱。黄河在宋元之间泛滥频繁,下游河道变化巨大,淤埋城镇村庄,改变平原水系道路。《水浒传》中不具体叙述地理位置,显示了作者的明智;而少数看似不合理的行走线路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如元末明初从江州至开封完全可以在梁山作水陆换行,这与当时黄河、运河的状况相符。因此,传统文化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必须具备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荡寇志》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比较谈

宋江是《水浒传》中塑造的"义胆包天、忠肝盖地"的英雄。虽然人们对《水浒传》的主题有多种解说,但主流观念仍把宋江看作小说的核心人物。在《水浒传》的诸种续书中,俞万春的《荡寇志》因对水浒英雄持否定态度,故对宋江这一领袖人物形象进行了重塑。考察发现,作者有意将宋江形象进行丑化,使其由英雄变为强盗,由豪侠变为土匪,由好汉变为恶贼,由福星变为灾星。这种重塑反映出时代的文化及作者独具匠心的小说创作。因此,探讨宋江这一人物形象在不同创作观念的作家笔下的异样书写有一定价值。     

怎样看待《水浒传》中的暴力行为

如何看待梁山好汉的暴力行为?这是明清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老话题。本文以为应从四个方面加以理解这个问题:一是水浒世界的乱砍乱杀现象是正义集团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二是梁山好汉的暴力倾向是黑暗专制社会的产物;三是“替天行道”决非一块空招牌,不能否认水浒世界主流的正义性;四是《水浒》渲染血腥场景带有迎合市民审美口味的成分。     

《水浒传》的文本演绎与说唱色彩

《水浒传》作为累积型的小说创作,是由不同地域的书会才人在不同时期所创作的具有表演性质的话本、唱本聚拢而成;在其话本、唱本的阶段具有很强的表演性;水浒故事能够经过长时期的演绎与演进,终于成就这样一本大书,一定有其内在的精神力量与核心理念,那就是忠义。《水浒传》文本体现的表演性质和说唱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水浒传》文本中处处表现出的说书口吻与说话色彩;二是《水浒传》文本中虽然历经多重删削但仍大量存在的韵语骈文,主要是对山川景色、人物装扮、事物情理等,进行描摹、刻画、抒情;三是《水浒传》文本中出现的不少的"隐语""偈语"。当然,今天我们看到的《水浒传》除仍然带有鲜明的说唱色彩外,还存在着一定的结构罅隙与情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