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

艳情是南朝文人乐府诗最重要的题材类型。经宋齐而至梁陈,艳情乐府诗创作进入繁盛期,由齐入梁的沈约和萧衍是这一进程的重要作家。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根据表现侧重点的不同,可大致区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抒写独居女子的相思相怨、愁苦无聊之情;另一类重在描写青春少女的德音容色、姿态服饰之美。南朝艳曲新声的兴盛、文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前代艳情乐府诗的影响,是南朝文人艳情乐府诗创作繁盛的原因。     

汉赋“新篇”《神乌傅》

《神乌傅》于近年出土,赋作者旨在借神乌故事传达弃利避害、全身而存的人生教训与处世哲学。赋文多处征引与化用儒家经典,表现了明显的文人创作特征,因而是一篇文人故事赋,将其定性为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都是不妥的。《神乌傅》显示了说部的特征,作为一个珍贵实例,补充并明晰了古代文学中禽鸟寓言故事赋的发展脉络。     

汉语语境下“教学”意义的本质特征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     

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

在中国贬谪史上,唐五代是文人逐臣最盛的时期,在三百四十余年间,可考知姓名和贬地的文人逐臣共计1040人次。从其分布时期与地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594人次),占唐五代文人逐臣人次的57.11%;而南方则是流贬文官的主要地区,其人次为北方的2.29倍。在南方诸道中,江南西道、东道、岭南道是处置文人逐臣的首选之地,此三道所辖43州逐臣数已达341人次,占唐五代文人逐臣总数的33.5%,因而最值得重视,同时,也构成相关历史文化分析的必要参照。     

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壮族文人的文论在全国影响并不大,但是否就因此而没有价值和意义?尽管受到汉族文人文论的巨大影响,并因此还具有滞后性,但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存在仍有其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表现为:它是对传统壮族文人文学创作的总结;它是壮族民间文论的发展,是壮族人民对文学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它是对全国文论的一种丰富。在这三个方面,它有着别的文论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幽怪诗谭·小引》解读

袁宏道《与董思白》信,传递了《金瓶梅》抄本问世的第一个信息.《金瓶梅》的问世,震撼了晚明文坛.相继有王世贞、屠本竣、谢肇制、薛冈、冯梦龙、沈德符等著名文人作家评论传播《金瓶梅》,抄本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与董思白》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今已411周年.晚明与《金瓶梅》有关文献,称此巨著为《金瓶梅》、《金瓶梅传》,无有称《金瓶梅词话》者,欣欣子序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因此,有学者猜测原抄本曰《金瓶梅》,"词话"二字是书商刊印时加上去的.《幽怪诗谭·小引》称《金瓶梅词话》,在至今所见文献中,这是最早传递词话本的信息.     

韩凭夫妇故事流变中的文人旨趣

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汉代民间就已广为流传,其后渐为文人所关注,见诸由晋至清的诸多古籍记载当中.本文采用主题学的研究方法,纵向比较该故事在流变过程中产生的歧异,注意到宋代之后文人受时代思潮影响,记叙韩凭夫妇故事逐渐脱离了此前歌颂忠贞爱情的主题,更侧重于突出韩凭妻的节烈和文才,表现出不同于民间文学的文人旨趣.     

冷却与沉淀——试论朱以撒《俯仰之间》的文化反思策略

朱以撒借传统文化与文人之间紧张、对峙的关系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荒谬、矛盾和反动,并从传统文化中剥离出了优良的文化传统。他的书写目的不以批判为批判,不以否定为否定,他没有迷失在历史和传统中,而是聚焦和立足于当下,更多的是为了建设和改造。     

宋明文人异调组词刍议

作为组词的一个类别,文人异调组词产生于南北宋之交而发展于明代:结构形式从最初的松散组合到相对完整明确,题材有所扩展,戏剧性因素相对增加。文人异调组词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诗词曲三体文学并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了出位之思在词的风格之外尚作用于其形制的嬗变。     

"革命"之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选择——鲁迅瞿秋白比较论

鲁迅与瞿秋白分属“五四的一代”和“大革命的一代”,他们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及早年经历;在现代中国“革命”路径的选择中,鲁迅一生坚守文化批判和思想革命的入世向度,瞿秋白则由思想革命走向政治革命并为之献身;作为现代中国的两位杰出人物,鲁迅和瞿秋白的主体世界具有勃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特性,表现出“战士”气质和反思性特征,他们以各自的入世方式承负沉重的社会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