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眼光·才子笔墨·哀为主调——论周瘦鹃的翻译小说

周瘦鹃精通外语,避免了时人随意翻译的弊病;熟悉欧美小说,对所译作品的选择具有专业眼光。他运用整体忠实而适度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作呈现出不同于"五四"翻译小说的才子笔墨。无论用文言,还是白话,其译文总是清新流畅,雅俗共赏,颇能引起民初读者的"兴味"。他大量翻译"哀情"小说乃是其主体精神与时代风尚双重建构的结果。若从"融才子笔墨与专业眼光为一体"的角度考察,他已经超越林纾、包天笑等译界前辈。在"新文学革命"前夕,他便开始更多地采用直译,使其译作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特色。     

跨越生死的界限——论《牡丹亭》的“唯情”美学观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唯情"的美学观和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以生死轮回的独创性手法,拓展了中国古典戏剧的表现领域。《牡丹亭》所承载的文学意蕴满含着"情"的独特内涵,同程朱理学的"理"形成了对抗之力。汤显祖所追求的人性解放,对爱情婚姻的自由,是其戏剧精神的深蕴之意。通过对"唯情"美学观的深度探析,进一步深透其美学价值所在。     

浅谈以生为本的小语课堂

“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已深入人心。笔者认为,小学语文课堂应该关注品文悟情、思考等待、现场生成、终身发展,树立进步即生长、生长即卓越的理念。学会尊重、理解、思辨、赏评激励、资源共享,向生长式的语文课堂迈进。     

冯梦龙情教思想的逻辑分析

冯梦龙的情教思想以情本为逻辑起点,视情为万物生成之本;在此框架内,冯梦龙仔细分析了情本的内核,即情感、情欲、人本思想等,这是情本论的逻辑发展;最后以情教为旨归,与宋明理学殊途同归,构筑一个完整、系统的情教体系.     

礼仪与民族化--论退溪以后礼的民族化进程

礼是古代社会治理国家的根本规范和法则,是各个时期政府制定典章制度的根据.宋明理学家重礼并开创礼学的新时代,朱熹是其代表人物.退溪是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家,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而逐渐韩民族化,也即创新的过程,其基点是"缘人情"而制礼.退溪与栗谷被后人称为性理学的"双璧".其礼学思想是以持身明理为要旨,事亲要孝,丧制当依文公家礼,祭礼以尽诚敬之情.栗谷门人金长生、金集父子对礼作了精深研究,使礼的韩民族化进程趋于完善,而礼义经世说是其思想特色,形成了李朝性理学的礼学派.礼学派实是性理学的践履派、实用派,其思想特点是民族性、创造性、时代性、仁情性,体现了退溪以后礼学家对于礼的解释学特点.     

《历代赋汇》的汉赋编录与分类

《历代赋汇》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赋文学总集 ,也是汉赋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辑录汉赋多达 5 5家 ,计 1 92篇 (含建安赋 ) ,超过清以前所有的赋文学总集。编者将这 1 92篇赋作分为 32类进行编录 ,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的多样性 ,又便于后人的仿作和研究。其分类思想多源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 ,而又根据赋文学创作的实际进行了一些归并、拆分和调整。尽管《历代赋汇》在辑录汉赋时尚有漏收、误收、重收、不标出处等缺点 ,但它仍堪称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与分类史上的殿军之作 ,至今仍无一部书可取而代之。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从中国传统思维看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

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综合思维 ,具有整体性、重“情”疏“理”等特征。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第一 ,与中国传统抒情文学比较显示其滞后性 ;第二 ,与西方文学比较显示其滞后性。中国传统思维与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之间存在某些必然的联系。     

情本体——实践美学的个体生存论维度

自马克思开始,哲学已从认识论转向了实践论,此后,又转向了生存论。哲学的作用不在于探讨世界的本质,而在于探讨人生和命运问题。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向“人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延伸。“人活着”是哲学的出发点。“为什么活”,涉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伦理学问题。而“活得怎样”,则是美学问题。哲学的追问最后走向了美学,而历史的发展也同样走向了美学。发掘工具本体的诗情画意,实现自由而诗意地生存成为历史向今天的人们提出的现实任务。在工具本体所造成的物质力量之外,建设一种价值论、意义论的人生本体,已成为当务之急。这种人生本体,在信仰崩塌、道德形而上学同样归于失败的当今之世,只能是对人的普泛之爱和对自然的感恩、敬畏、尊敬与欣赏。     

理学家的情欲心理思想与艺术心理的关系

把“欲”与“情”密切联系起来研究,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宋明理学把这个问题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理欲”是理学的一对基本范畴。理学在理欲问题上的保守性、狭隘性,对文学艺术起到钳制作用。朱熹对二程有所修正,他不满于别的理学家只说心性而不说情,自己用不少力气讨论情和欲,并且对人欲加以划分, 认为可以有“好的”和“不好的”之分,而不是象二程等人对欲一概否定。这就给人欲留下了一片得以存在、得以实现的空间,在理学严格拘管的背景下,这是一片很难得的空间。朱熹的一个贡献,是否定诗“序”对《诗经》“国风”里的大量情歌所作的政治影射的曲解,同时也是否定了程颐等人的阐释,而从“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角度来解释, 为后人开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