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蒙古国的民族构成以蒙古族为主,占总人口的90％以上,蒙古族内的十几个部族虽然在方言、风俗习惯和服饰上有所差别,但能自由交流。哈萨克、乌梁海、图瓦、霍屯等突厥民族只占6％多一点。蒙古国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是哈萨克族的迁徙问题。在1991-1992年间就有4.1万人迁居到哈萨克斯坦国。迁徙的主要原因：一是蒙古国历届政府对民族理论和民族宗教政策的研究落实不得力;二是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泛民族主义意识抬头。针对这种情况,蒙古国政府采取了协商解决一切问题的方针,及时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论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取向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是一个具有特质规定性的存在体系,它建构于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弊病,尤其是民族高等教育、民族基础教育、民族职业教育、民族师范教育、民族宗教与教育、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民族教育经费投入等范畴都存在着改革与发展问题。改什么？怎样改？沿此思路进行政策取向的研究,对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予以规范与指引,促进民族教育的现代化转型。     

周边大国与朝鲜半岛统一问题

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两大因素,即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作为外部因素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周边大国,各自异中有同．总地来说有利于半岛的统一。但还要尽量减少周边大国之间在半岛问题上的冲撞,多寻求一些共同点,方能促进半岛的统一。     

国债运行与货币供应量的实证研究——兼论转型经济时期国债政策的取向选择

国债运行内在的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其不同影响必然导致不同的国债管理政策选择。一般地,国债运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通过基础货币来实现的,而且其影响往往具有确定性,这样,国债政策有向公开市场业务调整的趋势。但在我国特殊的转型经济时期,国债运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具有特殊性,“流动性效应”与“财富效应”决定了我国国债运行对狭义货币存在扩张不足而对广义货币存在扩张过度。结合我国目前消费需要不足的现状,国债管理政策选择必然有一定的特殊性。     

不符合退休政策的申请不予支持

申请人：卢某,男,61岁,某乡骋用制干部。 被申请人：某乡人民政府。 申请人卢某诉称：1974年4月,我受聘到乡政府工作,1990年选聘为国家干部。1996年本人因病手术后在家休养。依照聘用制干部管理规定和《国务院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干部,     

条顿骑士团国家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对外政策

通过对条顿骑士团由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顶峰强盛转而急剧衰落的深层原因的分析,对其中所展现的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在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存在在于它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国家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从属于国家利益,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利益时,意识形态是目的,更是手段。过于注重意识形态无疑是本末倒置的。     

我国灵活就业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政策现状与前沿趋势

收集17项对灵活就业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和地方典型政策和指导意见,运用基于文本挖掘法的PMC指数模型,对中国灵活就业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评价,通过所选取的3项典型政策绘制PMC曲面图,分析其改进方向。研究表明,中国灵活就业政策在整体设计上较为合理,尤其在完善社保、鼓励创业、加大培训、消除歧视等方面发挥了政策引导作用,其中完美级别政策有2项,优秀级别15项。在政策现状评价的基础上,运用CiteSpace工具软件对中国灵活就业领域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进行分析,探寻灵活就业领域未来政策制定方向,提出确认新型劳动关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平台企业责任等多方面对策建议。     

基于PMC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量化评价研究

政策评价是政策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的前提,对现有数字经济政策进行评价可为今后制定更优政策提供支撑。基于西部地区34项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通过文本挖掘提取关键词并绘制语义网络图,据此设置数字经济政策评价体系,构建PMC指数模型对其所有政策样本进行量化评价,通过整体对比、省市区对比和个例对比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总体评分为8.03,处于优秀等级,且省级政策得分优于市区级;但也存在政策评价体系不健全、长期时效缺乏、建议功能薄弱和权力下放不足等问题。由此,从健全数字经济政策评价体系、增加中长期规划、政策性质组合使用和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以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的相对影响力变化为中心

纵观近20年来日本签署的EPA,2013年以后其对象国层次和农产品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基于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日本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农林族议员、农林官僚及农民组织)之间的相对影响力为中心,考察自民党政权(2000年4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2009年9月—2012年12月)及安倍晋三再度拜相后的自民党政权(2012年12月—2020年8月)的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发现,随着"1955年体制"被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取代,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由共识型决策过程转为专断型决策过程,是引起上述两大变化的内在原因。安倍辞职后日本是否会延续专断型决策过程,还需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