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曲解的“无后为大”

中国自西周就开始有孝道。影响最广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孟子·离娄上》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实,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不孝有三种,以不守后代之责为大。＂孟子的原意,并不是说不生孩子就是不孝,最不孝的是没有对长辈尽到后代的责任。     

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汉代政府公务“招募”活动研究

汉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着雇佣关系,此种关系也被汉政府以＂招募＂的形式大量利用。除募兵外,汉政府在许多经济、政治活动中采用了＂招募＂的形式,像募凶杀人、募人出使、募人除害等。其薪酬除金钱给付外,还有封王赐爵、赐田宅、赦免罪行等。其有着自己的特点,如带有强制性、种类多样化、报酬多元性及非等价性、主体范围特别大。它们保证了政务活动的顺利实施,加强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     

论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多元形态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创作主体居于某种特定身份的言说。汉代文学主体的身份受政治格局、权势分布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形态：其中既包括以群体身份出现的文学主体,如诸侯王宾客群体,天子文学侍从群体,幕府文士群体;也包括以个体身份呈现的文学主体,如帝、王、后、妃,公、卿、大夫,郎、史,太守、郡丞、郡县小吏以及岩穴隐逸之士等。身份各异的汉代“文人”创造了色彩纷呈的汉代文学。     

汉代统治阶层对民间信仰的限制和引导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     

汉代买地券及镇墓文试探

本文对汉墓中常见的买地券及镇墓文进行了初步探讨,买地券、镇墓文均具有冥界文书的性质,二者与战国时期的遣策关系十分密切,可能存在着遣策至告地策再至买地券及镇墓文的过程。买地券、镇墓文二者之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有相近处。镇墓文功能较为明确,早期买地券真实性较强,史料价值高,晚期买地券则明器性质明显,内容也渐趋一致。但是,二者的流行时间略有重合,如何认识两者关系尚需进一步讨论。文末还对买地券及镇墓文流行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简单讨论,并提出了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     

论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少数民族职官

出土资料中存有大量关于汉代职官的内容。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认真梳理,可以发现非匈奴的少数民族职官较为繁乱,其基本职官体系皆为:君(王、长)、侯、千长、百长、小长。由于少数民族部落规模大小的不同,职官的设置在数量上有所差异,其职官体系仍如上所述,具体上也是大同小异。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官考论

印章、封泥、简牍等实物资料含有大量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的内容,这修正或弥补了先前关于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诸多内容,如千人、司马及其它属官有很多文献所遗的内容.在对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进行认真考察梳理的基础上,以种类的不同加以分门别类地论述之后,发现这些实物资料极大地补充和拓展了汉代军事职官研究的内容,对构建全面、系统、详细的汉代军事职官系统大有裨益.     

从《二年律令·置后律》看汉代女性的继承权

《二年律令·置后律》对西汉初年的继承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涉及女性继承的部分尤其引人关注。在西汉初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府为发展生产和防止财产外流,给予了女性类似于男子的继承权利,继承内容包括爵位继承、户主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女子一旦通过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方式得到这些后,亦可以享受政府赋予的一些优惠待遇。但须注意的是,法律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限制条件,使得女子的权力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     

异域对话:论汉代外交活动中的“译者”

有汉一代,外交活动过渡到新阶段,逐步突破本土和东亚的地域限制,从而走向广阔的世界,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外交。无论是汉朝抑或周边各国,在职官中都设置有"译官""译使",品秩虽低,但其历史作用重大。"译者"在诸多外交活动中表现突出,关于其语言翻译活动的记载史不绝书。作为沟通语言相异群体的译语人,其不仅打破了不同文明语系下交流的语言障碍,搭建了异域文明交流的桥梁,同时亦凭借自身掌握多种语言的优势,作为正式的外交使者活跃于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