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杂税作用新探

汉代杂税具有双重作用。其具有的随意性、临时性与非制度化等特征,常使之成为吏治腐败的温床与聚敛苛政的代名词。然而,汉代杂税的积极作用也不可低估。这主要表现在:便于协调失衡的农工商各业的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利于赋税体系的自身调整并为其安全运转提供保证,某些杂税的征收也符合我国古代社会赋税发展演进的方向;促使诸子,特别是儒、法、新道家经济管理思想的汇流与整合,使各家学说在增强各自生命力和适应性的同时,也强化了“务为于治”,即为现实社会经济服务的功能。     

公孙弘：以退为进

汉代公孙弘年轻时家贫,后来贵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只盖普通棉被。就因为这样,大臣汲黯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使诈以沽名钓誉,是为了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代情论的时代嬗变特性及其道德特征分析

无论是历史学、哲学还是心理学,"情"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西汉、东汉思想家们对"情"的认识是存在重大发展演变的,情的主旨从达道、王霸转移到了修性,情的认识论重心从人文逐渐转向理性,体现出时代嬗变的特性。两汉情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道德的实现,希望以君子为代表的道德精英们,运用自律、推己和移情等手段,通过情感的培养来塑造德性,发挥他们道德模范的影响,从而达到维护宗族稳定、引领和规范社会的目的。最终,汉代以伦理化、规范化的儒家情感价值观为核心形成了一套社会控制体系。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交际意图探究

汉代文人五言诗有着作者丰富的交际意图,这些交际意图是通过诗歌中的前景化设置和话语暗含表达出来的。"游子"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仕途的追求;"思妇"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爱情的渴盼。从话语暗含的角度来看,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追求仕途的寄托之作。     

从天长纪庄木牍看汉代的徭役制度

天长纪庄木牍《算簿》所载算赋数与更役数重合,表明凡算赋交纳的对象,同时也是服更役的对象,凡算赋交纳的年龄段,同时也是服更役的年龄段,即汉代服更役的对象为十五岁至免老年龄之间的成年男女。对天长纪庄木牍《算簿》和《户口簿》的定量分析表明,汉代每户平均服役人数不少于二人,与汉代晁错所言相符。汉代的傅籍属兵役性质,傅籍的对象限于成年男子;始傅的年龄,汉初为十七岁,汉景帝二年后为二十岁,汉昭帝后为二十三岁。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宇宙形上学的发展

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以天为本”,天人同类相感的“天人感应”的宇宙生成论体系,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心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实质上仍是对先秦形而上学继承及发展后的产物,弥补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对宇宙形而上学论述的缺失,开创性地建构起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发展过程中首个形而上学理论体系。     

论汉代的旌表方式

汉代的旌表方式表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刻石表闾"、"扁表其门"、"图象其形"、树碑立祠等,都是政府常用的旌表手段.既有在闾里进行的彰表,又有在墓地、宫殿等处予以的显扬,事迹突出者还"图象百城,以厉风俗".通过汉代政府各种方式的旌表,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在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传延.汉代的旌表方式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汉代外交与“软实力”

汉代外交之空前发展主要是因其综合国力之强盛,尤以其中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强大所致,同时还与其"软实力"亦有相当关系。"德"是中国古代外交关系"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汉文化的集中体现与总和,其基本理念是认为中原王朝应通过修"德"以吸引四方国、族。"软实力"在汉代外交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为四方国、族对于汉文化之从敌视到仰慕,以匈奴最为典型;一为四方国、族对于汉文化从隔膜到亲近,其中以西域诸国较为典型。在外交关系中,"硬实力"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软实力"之发挥作用一般来说是在"硬实力"基础之上方才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