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骚体赋运动的文化轨迹

汉代骚体赋运动的文化轨迹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一是由边缘文化进入主流文化 ,不仅体制在文化中心得到普遍认可 ,而且实现了思想内容方面的转变 ,成为主流意识的载体。二是在其发展过程中 ,因袭与创新两种倾向交织、巨丽与精美两种风格并存 ,从汉初开始 ,骚体赋就由博返约 ,在继续推出长篇作品的同时 ,骚体抒情小赋应运而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于汉成之世考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堪称汉代经学文化的标志性术语,以往人们往往将它视为汉武帝的"专利".本文借用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从选举制度、郊祀制度和博士制度三个角度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得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汉成之世的重要结论.     

汉代屯田对西北农业发展的影响

<正>汉代屯田起于文帝时晁错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至武帝时广为开展。西北便是当时屯田集中区,主要分布在河湟、河西、西河、北线边境一带,至东汉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进而出现内地屯田。本文仅就汉代屯田对西北农业经济的影响提出管见,以期对今天的西部开发有一些借鉴作用。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诗》地理学在汉代的发生

《诗经》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地理学资源。这些资源以及后世对它们的研究构成了《诗》地理学。汉代的《诗纬.含神雾》、《汉书.地理志》、《毛诗谱》均对《诗》中地理进行了描述与考证,开启了《诗》地理学这一新领域的研究。本文试从这些著作出发论证《诗》地理学在汉代的发生。     

神仙信仰的发展与汉代医学兴衰

汉代神仙信仰的发展与医学的兴衰相反相成。汉初,神仙信仰陷入低谷,医学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武帝时期求仙热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却没有史料提及医学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武帝以后,求仙热潮消退,神仙信仰通过理论化、宗教化向道教的方向发展,医学再次取得空前的成就。汉代医学与神仙信仰相反相成发展的深层动因是人们对生命永恒的不懈追求,正是人们对不死成仙的渴望推动了医学的兴盛,也使医学的某些领域走向歧途。     

汉代循吏与孝思想的传播

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多数基层官吏都能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政策,尤其循吏,在传播孝行思想方面贡献尤多,他们一是身体力行,亲为表率,以榜样的作用进行传播;二是建立学校,广施教育,以宣传的形式进行传播。循吏对孝思想的传播效果可以从近年来出土墓葬中的孝行图、鸠杖图等装饰图像中得到印证。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     

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文体学意义初探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数量可观的“七言体”形式。其特点是 :整齐的七言句式 ,注意到了用韵 ,结构完整 ,在音顿、节奏等方面与传统七言诗相同。据此认为 ,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即是完整的七言体诗歌。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形成的时间可以上溯至西汉时期 ,由此否定了“可靠的完整的七言歌谣在汉以前似还无有”的结论。汉代铜镜铭文七言诗在形式上的特点 ,标志着它正处在七言诗由民间歌谣向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阶段。     

汉代道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与汉赋的关系

道家思想在西汉时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在汉赋中有鲜明的表现。西汉前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受其影响,作家中含有对世事的关注;西汉中后期,道家思想退隐出政治舞台,玄的成分加重,儒道的调和比较明显。在东汉时代,道家思想继续影响着汉代士人,并融入了修身养性的内容。这在汉赋中有鲜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