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事·加官·官位：汉代“侍中”制度化进程新论

汉代“侍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层累形成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后人书写与建构的痕迹,在细节上尚有一些不清晰之处,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汉初的“侍中”作为职事,制度化程度较低。随着皇帝侧近官僚组织的演进,“侍中”成为官名,逐渐被纳入王朝官僚行政体系,并开始形成机构,拥有秩级,是为其制度化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侍中”的性质经历了从职事到加官、再到官位的演变。以汉代“侍中”的制度化进程为例进行剖析,不仅为进一步探讨汉代所谓“中朝”“加官”问题提供了基础,亦有助于思考权力、观念与历史记忆互动中所谓的“制度”。     

从中古女性墓碑文看中古女性价值观

整个中古时期的墓碑,主要以男性之碑为主。在为数不多的女性墓碑文中,又以中、上层社会妇人之碑文为多,从这些刊录中、上层社会妇人行履的墓碑文字来看,其对墓主生前价值的肯定,多称道其孝悌与持家、治家之道,其中又主要集中于孝姑与育子两个方面,而孝姑之行其源又出于育子之行。中国孝文化多讲孝母(孝姑),从中古这些女性尤其是妇人墓碑文可窥其一斑。     

汉代杂税作用新探

汉代杂税具有双重作用。其具有的随意性、临时性与非制度化等特征,常使之成为吏治腐败的温床与聚敛苛政的代名词。然而,汉代杂税的积极作用也不可低估。这主要表现在:便于协调失衡的农工商各业的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利于赋税体系的自身调整并为其安全运转提供保证,某些杂税的征收也符合我国古代社会赋税发展演进的方向;促使诸子,特别是儒、法、新道家经济管理思想的汇流与整合,使各家学说在增强各自生命力和适应性的同时,也强化了“务为于治”,即为现实社会经济服务的功能。     

《白虎通义》《释名》声训之优劣

《白虎通义》与《释名》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两本声训书,在古汉语研究中仍启迪着一代代学者。现代汉语探源要从古汉语着手,对这两本声训书进行优劣方面的对比,能让我们对汉代声训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对《白虎通义》和《释名》声训特点进行归纳比较,进而总结出汉代声训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汉代官吏家庭生活考

汉代官吏的家庭生活有两大种情况：地方小吏和京师小吏一般情况下在任职期间不能携带家眷,与家人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而地方长官和京师长官则可携带妻子家人入住官舍或公府。在两地分居的小官吏家庭里,妻子在家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及农田劳动。这是其享有一定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在夫妻团聚的大官吏家庭里,妻子随夫赴任,照顾丈夫生活起居,丈夫是其生活的中心。这两种家庭生活模式反映出汉代家庭中的两性关系是一种和谐相助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汉代列仙图考

汉墓画像中保存着现知最早最可靠的汉代列仙图谱形态。汉画所见不同时代历史(传说)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以及大量超出世俗经验的奇观异景,都暗示了图像所指示的空间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特征。以武氏祠东壁、西壁及后壁为中心,综合考察各类画像石图像可以发现,汉代墓葬画像背后实际隐含着一套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仙。汉画中内在有序的人物图像内容应作为汉代仙传谱系来看待。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与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乃是汉代"仙谱"所据以形成的思想基础。汉画所存仙鬼谱系乃汉代宗教信仰结构之反映,亦伴随汉晋价值观之遽变而发生转变。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相互印证研究,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更可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这对于研究汉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起源问题将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疆北草原的石人石棺墓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我国新疆北部的大草原上,有一些战国时期的石人石棺墓葬,其中包括单墓制墓葬,或者两个以上、用围墙围起来的坟院制墓葬。但是无论单墓制、或者坟院制墓葬的石棺墓前多有面向东的石人、或者条石。这些石人石棺墓葬,当是我国古代新疆地区塞种人的遗存。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中所说的"独眼人",就是塞种人的一支。这些石棺墓前的石人,是我国最早的墓前石像生。汉代以后,墓前立石像生的风俗传入内地,成为我国古代墓葬文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