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角度看汉代奴婢的社会地位

本文依据简牍资料与文献资料,从汉代政府经常下令释放奴婢、汉律对奴婢人身生命安全的保障、对奴婢性权利的保护、汉律主人犯罪奴婢不连坐、生活中奴婢衣食健康受到保护等五个方面,论证了汉代奴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相对较为宽松。     

汉代中国与托勒密埃及的点滴交往

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埃及都不是孤立和闭塞的。两国不仅和各自周边地区早有密切往来,而且至迟在公元前2—1世纪,汉代中国和希腊化的埃及(即托勒密王朝)就有了直接往来,这也见于历史资料并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两国间的海、陆两路往来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代社会教化模式探析

社会教化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方式。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社会教化,通过发布诏令、行为示范、兴学定制、设置三老以及发展私学等措施来推行之。这些措施保证了汉代社会教化的顺利实施,而且形成了为后代社会所继承的模式,从而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试论汉代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在汉代文学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西汉及东汉初期的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比附颂德的特点,它们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东汉中后期受时代变化的影响,有些咏物赋开始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的内心体察以及物象特性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汉代赎死制度研究

汉代赎刑中的赎死可以区分为"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以及"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主要存续于西汉初期至吕后时期,执行方式主要有以金赎死、以钱赎死及以爵赎死。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在西汉初期鲜有记载,盛行于汉武帝时期,后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执行方式则更为丰富、灵活。通过对《张家山汉墓竹简》《史记》《汉书》及《后汉书》的研究,两汉时期赎死制度的施行情况得以较为清晰的呈现。受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两汉赎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汉代“鼓吹”与“骑吹”新论——以出土汉代画像为证

汉代“鼓吹”与“骑吹”的区别是乐府学史上的疑难问题。以出土汉代画像材料为证,“鼓吹”与“骑吹”之所以容易混淆,主要在于它们都以骑载的方式用于道路。骑载“鼓吹”与“骑吹”的区别,应该主要在于前者必须有鼓有吹,而后者则是有吹无鼓。“骑吹”可以视作低配版的骑载“鼓吹”。“骑吹”的出现与骑载“鼓吹”的表演难度有关。     

刘师培与宋代理学研究

刘师培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一位重要学者,其学术研究相当广泛和深刻.在宋代理学研究领域成绩斐然.他对理学名称作了重新诠释,认为理学渊源于先秦两汉魏晋南朝学术,其中最主要来源于汉代学术,在梳理宋代理学时将理学分为南、北二学,并且认为这两者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     

浅论两汉、魏晋儒医的隐迹现象

两汉、魏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些著名医家,却没有张扬自己,而是走隐迹的道路,淡化自己、隐匿自己。对于当时“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医家来说,他们的隐迹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符合儒家思想的退隐选择,是一种实践“仁”道的方式;“重道避世”是隐迹的名医选择的另一种活法。     

汉代引文风气变迁与引文规范的确立

汉代引文风气隆盛,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迁密切相关。汉初君臣言语尚直,时人著述中的引文相对较少。武帝崇儒重文,引文现象日渐增多,并在西汉中后期形成了诸多规范。两汉之际统治者倡导的谶纬之风影响到引文取向,此时文章中的引文不但出现频率高,而且大多引自谶纬书籍。汉末儒学虽然式微,但引文规范进一步形成,引文功能日趋多元化。引文被视为一种庄重的行为,来源要本乎经典,内容须合乎正义,形式要合符规矩,方式要合符时宜,功能是讽谏劝喻,语句要准确无误、真实可信,引文明者为高说;引文须依先师,义无相伐,不得取代事据,不得剽窃等等,成为汉代引文的主要规范。善于称引不仅能获得较好的学术声誉,而且会给自己的政治生活带来便利;不善征引者则会受到他人抨击,严重的甚至被削官夺爵,带来牢狱之灾。成熟于汉代的引文风习影响到后世的文学写作,引文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论证说理和传情达意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