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口译中的文化传递

翻译语言即是翻译文化。英汉语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两种语系所承载的文化特征出现了视域融合和冲突现象。习语和诗歌典籍翻译是英汉口译中凸显的文化现象,这两部分的文化传递是口译员在现场信息处理的重点。口译的即时性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口译员应注重培养跨文化意识。提高对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加强双语的文化储备,即时进行双语的文化解码,充分发挥好沟通作用。     

近代汉口市政改革对租界的效法与超越

20世纪前期,汉口市政改革经历了从最初学习效仿租界,到政府直接学习西方最新的市政成果,最后超越租界的曲折过程。这一曲折过程表明,市政独立统一是决定市政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按照现代市政体制进行构架的独立的汉口市政府建立后,力谋城市统一建设管理,结束了近百年多头市政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批带着现代西方最新市政理念、亲历西方现代市政最新成果的海归派专家积极投身其中,付诸实践,使汉口市政焕发出现代青春的夺目光采,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     

夜幕下的琴童

每当夜幕降临,武汉汉口吉庆街的大排档就开始喧闹起来。这个颇具“俗文化”特色的小街上,吹的、拉的、弹的;哭的,唱的、跳的;擦的、照的、画的样样都有,而孩子们拉琴卖艺称得上是这里特色中的“特色”。在摇曳的灯光下这里每天晃动着十多名琴童的影子,女孩有叫梦梦、星星、晶晶和兰兰的;男孩有叫王飞、郑昆的,还有的叫不上名字。他们中最小的只有4岁,最大的10岁,几乎都没有上学。孩子们来自湖北黄陂、安陆和云梦等山区和农村,随父母和亲戚流动栖居在京汉大道一带。孩子们的琴技有“自学成材”的,也有被大人花钱送去“速成班”培训“学成归来”的。琴童晚上拉琴,白天睡觉,一日两餐,吃的是客人剩下打包回家的饭菜。琴童一天可赚二三十元钱,一家人几乎靠孩子养     

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的变迁

汉口开埠是近代武汉城市转型的一个关节点。随着西方商品的滚滚而来,西方商业文化也开始植入传统汉口城市的母体中。在此过程中,汉口商业文化经历了从物质、制度到精神的各个层面的变迁。这种变迁总的来说是逐渐采习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的一揽子营运机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高估变的一面而忽视不变的一面,传统的商业文化并未因西方商业文化的植入而一下子淡出。近代汉口商业文化实际处于一种二元过渡形态,传统与现代交融杂糅,总的趋势是走向现代。     

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中心

作为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汉口中山公园的辟设,是市民生活与政府意志双重需要的结果.政府利用公园命名、空间部署、园内建筑、集会活动对民众进行政治控制和生活宣教;苦力、小贩、园商、青年男女、平民大众以公园作为参与社会生活与展示自我的舞台;部队、学校、教会组织等社会团体争相利用公园资源开展活动,使公园体现出充分的公共性.公园促使民众暴露在陌生公众面前,获得生活与感知的公共性;引起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培养市民公共责任感.公园的辟设也呼唤市民公德心与公众认同的养成.惟其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才能使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生活变迁成为可能.     

近代城市民变的传统品格——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为中心

近代城市民变在社会转型时期,时常呈现出浓厚的传统品格,下层平民的集体抗争甚为典型。理性审视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其行为逻辑延续着传统斗争范式;群体心理依然保守,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坚定而浓厚,恐惧、疑虑、易于从众等传统心理特质及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人们所广泛坚守的社会关系网络持续运作——官与民之间保持着非平等、非保护与被保护的对立关系,而新兴绅商阶层维持着旧式士绅的传统权力,倒向了官府权威,官府与商会的互动与传统基层社会官绅同盟共治格局并无异趣。     

笔记体作品与城市史研究——以《汉口丛谈》的人物资料为例

《汉口丛谈》是清代学者范锴所著的一部有关武汉地方历史的笔记体作品,其中记载了100多位与武汉相关的人物的资料。这些人物包罗广泛,有社会上层的官员、学者、士人等,也有社会下层的乞丐、妓女等。人物资料的来源包括:辑录于其他文献资料,当时人的著作,人物的文学作品,当时人的口碑资料,这些人物与作者的交往资料等。《汉口丛谈》记载了各阶层的人物,为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物资料。有的人物比其他文献中的记载更为详尽,有的人物因其口碑资料、与作者的交往资料的运用,增添了其他文献中所没有的资料,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动,显示出《汉口丛谈》作为笔记体作品在城市史研究中的独特的文献资料价值。     

移民、会馆与神灵崇祀 ——以清代汉口为例

汉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商业重要性,也为商人移民提供了契机.会馆神灵崇拜不仅起到了整合商人和周围居民的作用,同样也是整合汉口官商的手段.本文以清代汉口为例,对移民、会馆与神灵崇祀三者进行了论述.     

市制建立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开启——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汉口)建市的历史考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政改革"方兴未艾,现代市制开始建立,武汉(汉口)成为中国最早建立起现代城市政府的城市之一。独立的颇具现代政治形态的市政府的成立,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味的市组织条例被批准实行,特别市建制使武汉(汉口)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武汉(汉口)城市政府"按照现代方式"规划城市空间,以欧美城市为参照大手笔地展开市政建设,将城市管理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致力于市民城市共同体意识和城市生活习惯的养成。然而由于传统社会运行的强大惰性和惯性,现代城市化运动的动力先天不足,使得武汉(汉口)城市现代化运动虽精彩启幕,却一路坎坷,蹒跚前行。     

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

1890-1891年间，基于俄国皇室培育皇太子的教育传统，俄国皇室派遣皇太子尼古拉东游历练，历经意大利、埃及、印度、锡兰、暹罗、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爪哇、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其中，皇太子于1891年4月4-22日游览了中国的广州、汉口、金陵（未登岸）和九江（仅会晤了俄商）。由于当时正值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关注远东的时机，以致并不负有正式外交使命的皇太子东游成为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变化的表征；又恰逢东北亚中日冲突愈趋激烈，以致俄国皇太子的旅华又成为清政府努力建构和加强“联俄制日”外交战略的契机。俄国皇太子的旅华经历，以及旅华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中俄高层友谊于俄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