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租界文化: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近代天津,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点,而租界则在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主体的基督教会,依托租界,对天津的教育、报刊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极大地同化了租界内的西方文化,使其成为中国化的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结果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租界文化,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天津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张之洞督鄂与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改革

张之洞督鄂之前,汉口官办市政未能积极应对汉口开埠后城市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张之洞督鄂时期,设立新的市政管理机构,强化省府对汉口市政的管理,整体布局汉口市政建设,大规模地开展汉口市政工程建设,鼓励商人参与汉口市政建设,逐渐形成了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改革的管理格局。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改革,是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的自觉有为的阶段性结果,是张之洞以总督身份强势领导并专制地方的结果,也是张之洞实力推行官治的结果。     

民初汉口重建借款问题研究

为了重建汉口,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民初湖北军政当局和北京政府曾经筹借外债、内债和侨债,但汉口重建借款终归落空.究其原因主要有五:国内不同军政集团之间争权夺利而不以汉口重建为重;中国政府方面因处外交弱势而无力促使外债债权方履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利影响;部分借款因担保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流产;国际财团乃至列强争夺在华权益妨碍了汉口重建借款的成功运筹.重建借款落空最终导致汉口市区丧失了在现代原则基础上实现改造的机会,城市重建在无序中完成.     

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的三个问题

在中俄贸易史上,俄国一直试图通过建构中俄条约体制,不断扩展中俄贸易的边界。19世纪中叶以后,俄商终于成功突破边境小镇恰克图一口通商的局限,深入中国内地产茶区——湘鄂赣地区直接经营茶叶贸易。1860年,俄商伊万诺夫（Иванов）等即到汉口地区考察商务;1863年,俄商伊万诺夫、奥库洛夫（Окулов）和托克马科夫（Токмаков）三人在湖北崇阳产茶区率先创立了俄国茶贸洋行和制茶厂,直接制茶销茶。俄国茶商在制茶销茶的过程中,亲履茶区,与中国官、民发生频繁的地方层面的法律交涉。俄商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实践了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赋予的在华权益,中国政府亦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表达了对列强高压的有限抗争。就整体视野而言,俄商的经营活动无疑直接加速了湖北尤其是汉口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历程。     

近代汉口码头文化的社会学解读

码头文化是基于港埠贸易与河运经济而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它既是近代汉口城市生活的实态,也是人们对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的一种读解.近代汉口码头文化依托于城市特定的九省通衢、转输贸易、五方杂处的人文生态,以舟中为市的码头经济为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形成流变不居、多元混杂的文化特性.近代汉口码头文化以通达灵巧、趋新尚变的行为取向,好武尚力、刚直任侠的行为方式,开放兼容、崇实尚利的社会心态为主要内涵,既带有明显的商业文化色彩,又具有浓郁的江湖习性,是一种优劣互见的文化样式.码头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取向、封建宗法色彩、小商品经济意识、江湖作风、强权逻辑、痞子习气等都是应该批判和剔除的文化糟粕,而它所蕴藏的开放创新的精神内涵理应不遗余力地加以发扬光大.     

汉口租界的报刊与传播控制

近代汉口新闻事业之发端与繁荣,与租界及租界特殊的传播环境有密切关系。开埠以来,外侨与国人在汉口的五国租界里创办了近百种报刊。租界内的新闻传播受到多方面控制:汉口租界当局的基本章程中有关于新闻传播管理的条例;满清与北洋政府从多方面对租界内的报刊进行钳制;军阀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亦常插手干涉。与上海租界相较,汉口租界的媒介与传播环境仍有自己的特色。     

近代会审制度的始末——以租界中的会审公廨而谈

会审制度派生于领事裁判权,是一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制度,清政府作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没有收回,后经过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涉、修约,最终收回会审公廨,结束了会审制度.     

国内资讯

位于汉口王家墩CBD的武汉中心大厦塔楼结构标高达到334．05米,超越民生银行3333米的钢结构塔尖,正式问鼎华中第一高楼。记者乘坐施工电梯,只用了5分多钟,就登上华中之颠。极目远眺．三镇风光尽收眼底。     

民国年间汉口地方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以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汉口地方取消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地方道教管理机构,火居道士的相关事宜一般由市政府社会局或警察局等机关处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传统宗教的管理。与此相适应,汉口市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制订火居道士管理办法;二是政府对火居道士的行为予以一定程度的监管;三是实行火居道士登记制度。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管理制度。目前档案所见从1929年到1946年间,汉口先后进行了4次火居道士换照登记。政府登记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削弱、乃至取缔火居道士。不过,民国年间,由于各地社会形势不一,在执行政府政策时会有力度上的不同,正一火居道士的命运就存在一定的区别,虽然从大势来看,他们都受到巨大的打击。与广州等火居道士遭到取缔的命运不同,汉口火居道士尚有一定生存空间,能从事相关的活动。这主要是因为汉口是一个新兴的移民与工商业城市,政治控制较之传统的政治中心相对松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