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己”到“救人”:工部局早期医疗服务与城市公共医疗的起源(1854-1898)

从1870年设立兼职卫生官,到1898年专职卫生官和卫生管理机构的出现,上海工部局的医疗服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仅关注雇员健康到关注公共医疗的过程,体现出了从"救己"到"救人"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工部局的医疗服务惠及了租界内居民的健康,但其出发点和主观目的仍是"救己"。但无论如何,工部局作为城市自治管理机构,其早期医疗服务已经开始呈现近代城市公共医疗服务的特性。     

回忆张正明先生

1965年,我从学校毕业分到汉口崇仁路中学工作,大约一两个月后,张正明先生也来了.那一年,武汉市初中生源爆增,我们这所不大的学校陡然间增加了十几个班,新来的老师也不下20人,人气大旺.我和张正明先生同在语文组,但一则组内人多,各人又都忙于应付工作,二则我们年龄有较大差距,起初交往并不多.只是听人说,学校在安排课程时,他曾表示语文、历史、英语都能教,听凭安排.我那时已被学生闹得焦头烂额,连做个合格的语文老师也深感不易,内心自然钦羡他"工夫了得".     

晚清湖广督府在汉口市场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探析

晚清湖广督府(1890—1911)是汉口市场发展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制定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大推动了汉口市场的发展,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商埠。尽管晚清胡广督府的政策措施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但其成功促成汉口繁荣的种种举措,特别是其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仍不乏可资借鉴之处。     

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路——以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为中心

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格局而成为区域乃至全国商业中心,并显现出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经济、文化特性,因此倍受海内外城市史研究者的青睐。其中尤以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研究最为典型,其对18—19世纪汉口的商业与社区的研究,在冲击—反应、中国传统城市功能结构以及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等三个方面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认知,并提出即使没有近代开埠和西方的冲击,汉口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大胆假设,从而构筑起新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故土与他乡:对“租界文化”的一种人类学解读——以天津原意大利租界的建筑空间为例

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近代一个租界中的建筑空间及其使用进行考察和分析,讨论一种"租界文化"建构背后的机制与状况.在社会文化的结构与能动性之间永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对于一个具体空间的"客观"物质性,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会做出截然相反的"主观"解释,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立场对文化加以建构的.就中国的租界--这样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言,伴随着人们对于种种"现代性"的渴望,呈现出的往往是一种多重的矛盾的文化"表情".     

“不搭理陌生人”让人“陌生”

前一段时间,在汉口火车站的一块蓝色提示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牌子上写着: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于是,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外地游客不敢随意问路,而当地的人也三缄其口,一副提高警惕,漠     

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的背离——上海租界文化语境下的蒋光慈

1927年后,涌向上海的作家不只为谋求生计,也为顺应时代而谋求创作话语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光慈尽管掀起过"革命+恋爱"的小说热潮,却被视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其作品也被当作"技术粗糙"、"浪漫虚无主义"的宣传品.实际上,蒋光慈一边极力提倡"革命文学",一边又因当时租界的商业化,文坛激烈论争的影响而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在不经意间背离了自己的革命文学观.     

我与军阀、政客的微妙关系

我从1925年到1931年在天津日本租界生活。 在一天夜间．在我岳父荣源和张作霖的亲信——阎泽溥的介绍下，我曾到天津“曹家花园”去见张作霖。张当即走出房门来迎接我。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没成想他居然跪在地上向我大磕其头。进人屋内以后，曾和他谈了半天话。他不但对我当时的生活很表示关心的样子．并且还对于冯玉祥的令我出宫、     

做官当如张之洞

近一个时期,看了很多有关张之洞的资料。看着看着,就被张之洞这个人迷住了。这里且不谈他的经世之学、济国之功,单说他为官从政之职业精神、职业操守,就很值得我们今天大大小小的官员学习。敢做大事,敢为人先。《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