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柳宗元与武元衡关系论略

永贞元年武元衡的左迁和元和十年刘禹锡、柳宗元的再度遭贬集中反映了刘柳与武元衡的矛盾斗争。其中既有不同政治思想的矛盾冲突，也有权力之争。刘柳有关诗作不仅表现了诗人对这一矛盾斗争的认识和态度，而且寓有对政敌的严厉谴责和批判，思想内容较为深广     

对20世纪90年代“天人合一”问题争论的反思

工业文明繁荣的背后蕴藏着环境、生态危机,全球化带来新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整合,科学与人生观需要协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学人对"天人合一"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他们争论"天人合一"能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并在争论中逐渐深化了对"天人合一"的历史蕴涵的理解。他们的讨论并非无的放矢,而表现为对现实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怀,是中西文化之争在当代的延续,是科学与玄学论争在当代的重显。     

试论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信、达、雅之争和直译、意译之争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的延续.面对这场翻译标准的争论,不应各执一端.对于文质之争、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它们的本质并不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对此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多元互补论"就是很好的立意,有益于正确认识我国翻译史上一脉相承的翻译标准的争论.     

试论中世纪西欧大学产生的原因

大学是老师和学生从事真理探求的场所,学术自由是大学最大的特权,正是这种学术自由保证了学者对真理的追求。作为近代大学之母的中世纪大学是西欧文明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探讨城市、政教之争与大学产生的关系,分析了巴黎大学、博伦尼亚大学以及牛津大学的产生过程及其对西欧社会的影响。     

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

晚清名士李慈铭,除了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外,也做了不少学术工作.处身于汉宋兼采的学术环境,李慈铭的学术观也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然而,要判别他属何处学术营垒并非简单.本文探讨李慈铭对汉学、宋学的姿态,并引入客观化和去道德化审视他的学术观,见出时代大转型期学人的典型面貌.     

以色列贝都因人的原住民话语:发展与争议

以色列自建国后没收了贝都因人在以色列南部内盖夫地区的大量土地,将这些土地犹太化,内盖夫地区的土地权争议与族群矛盾由此催生。与此同时,促进和保障原住民权利的国际组织机构相继出现;多元文化主义加剧了以色列的社会分裂;以色列知识精英不断批判犹太复国主义的霸权政治;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公民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引起关注。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贝都因人提出他们作为内盖夫原住民的话语,要求以色列政府承认他们在内盖夫的土地权。政府对此做出相关举措,解决贝都因人的土地权诉求。政府对待贝都因原住民的态度是以色列处理境内族群矛盾的缩影。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管韩之争：《管子》与《韩非子》法思想比较分析

管子与韩非子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两位著名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在中国法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管韩之争就是指两人思想观点在法律与政治方面的对立与较量。《管子》重视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张以法治国,而《韩非子》则更加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治国理念,强调以德治国。本文将对两位思想家的法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其对当代中国法学的影响,以供参考。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