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论新诗现代化进程中梁实秋与梁宗岱的诗学分歧

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探寻中,梁实秋与梁宗岱同时选择了融通中西诗学以创造新诗的策略取向,但因学理有别使他们在具体诗学问题上存有明显分歧。在梁实秋和梁宗岱的“对峙”中,梁实秋的诗学观念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逐渐显露的偏差也是不能回避的。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二梁”论争是这一问题的最好说明。     

天下同文：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的学术史意义

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所依据的汉文底本大致以宋代学者经注本为主,力求简明扼要。这与乾隆御纂汉文《五经》在其先祖以“宋学”为主的基础上转而回归“汉学”的取径颇异其趣,显示出乾隆针对满汉两个群体不同的学术导向。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不同导向实际上都统一于乾隆的所谓“同文之治”。其“同文”的内核在于用儒家义理统一思想,而翻译则成为乾隆解经的一种手段,通过用满语翻译汉语和用今语疏解古经,乾隆达到政统、道统、学统的合一。其所强调的“同文”,主张回归儒家经典、发掘经文义理,这无疑是继宋代以后再一次经学回归本体的学术建构,也促进了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     

试论中世纪西欧大学产生的原因

大学是老师和学生从事真理探求的场所,学术自由是大学最大的特权,正是这种学术自由保证了学者对真理的追求。作为近代大学之母的中世纪大学是西欧文明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探讨城市、政教之争与大学产生的关系,分析了巴黎大学、博伦尼亚大学以及牛津大学的产生过程及其对西欧社会的影响。     

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

晚清名士李慈铭,除了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外,也做了不少学术工作.处身于汉宋兼采的学术环境,李慈铭的学术观也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然而,要判别他属何处学术营垒并非简单.本文探讨李慈铭对汉学、宋学的姿态,并引入客观化和去道德化审视他的学术观,见出时代大转型期学人的典型面貌.     

清代汉、宋学关系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汉、宋学关系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至关紧要的问题。清末民初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从既有研究的情况看,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汉、宋学关系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学术思想”的问题;其二,汉、宋学之间的区别未必是壁垒分明的;其三,研究中必须摆脱先入之见,回归清人的语境;其四,应该重新由史料出发,完善与修正既有论述框架。     

孙刘荆州之争中蜀的失误

孙、刘二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联盟,并取得抗曹的胜利。但随着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孙、刘荆州之争已势所难免。由于关羽的轻敌和认识等错误,更由于诸葛亮的战略决策失误,蜀不能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策略,致使蜀在荆州之争中惨败。     

论南社与同光体

本文论述了南社唐宋之争的起因、过程,指出其领导人柳亚子由于主观独断而造成南社分裂的错误,对南社解体负有责任。并试图将南社与同光体在诗歌思想与艺术方面的不同特征作一比较,指出各自的得失。     

西方文论与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发生

该文从中西文学比较角度探讨了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理论产生的基本模式和特点，注意到了它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一些因素，尤其是西方文论的影响和作用。从众说纷纭的“古今之争”、“新旧之争”中，审视文学“价值重估”中的时间角度，对转型时期从一种选择到多种选择的理论态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和论述。     

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

屈大均于清顺治七年削发为僧,此时距清廷剃发令的颁布已过了5年的时间,所以"国变"及"剃发令"的颁布只是屈大均削发为僧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原因.该文指出,促成屈大均于此年削发为僧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父亡,二是广州城陷.屈大均选择逃禅,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保全性命来保存汉族文化的种子,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沙门不礼王者"的意念.屈大均在易代之际的生死困境中选择逃禅的取向,在明遗民中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面对国变,逃禅遗民既要面对生死困境,还普遍面临着儒释之争的思想困境,屈大均在归儒之后对儒释二家思想的辨析及对佛家思想的否定,既是对其十余年逃禅生涯的反思,也是由像屈大均这样的逃禅遗民"僧服儒心"的特殊身份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