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中的西藏社会科学院掠影（五）———文献信息管理处、《西藏研究》编辑部简介

文献信息管理处文献信息管理处的前身是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室,始建于1979年,1981年改称资料情报研究所,1997年机构改革时更名为文献信息管理处,下设采购流通室、藏文分类编目室、汉文分类编目室、情报研究室、计算机中心声像资料室、报刊阅览室、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等部门。现有工作人员16名,其中副研究馆员2名、副编审 1名、馆员10名、助理馆员3名。     

挽歌声中的呼喊--李商隐的咏史诗

李商隐的咏史诗具有现实感、时代感,它讽刺当代封建君王的荒淫昏庸,鞭挞现实政治中的丑恶现象,针砭晚唐统治者的用人政策.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和国家命运的诗人.     

论曾巩的诗歌创作

本文剖析了曾巩的山水诗、咏史诗、咏物诗，论证了曾巩的山水诗抒发了自己想要弛骋沧海、追寻理想、奋斗不止、求索不息的壮志豪情和壮志难酬转归自然的心情。他的咏史诗皆借凭吊古人来抒发现实人生的诸多感慨。他的咏物诗则从咏自然现象，树、花、果等，在平凡中见新意与真意。最后总结了曾巩诗歌的三个特点：含有议论化，具有民本思想和努力追求哲理，概括出曾巩诗的16字风格。     

清代汉文藏学文献中的藏语词

在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择取“土巴”、“(酉仓)”、“纵”、“铁力麻”等十一条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藏语词语,试作整理释义,以期为藏学文献的阅读与整理及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帮助.     

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的出现,也绝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本文从重视儒家人才、学校教育、政治地位的转变、环境的改变、汉文著作翻译影响等方面论述了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     

回鹘文买卖文书中的bir agsüksüz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一无悬欠"考

日本学者山田信夫先生认为,回鹘文买卖文书收付款语中的"bir agsüksüz"(一个不少)沿袭自敦煌汉文文书中的"一无悬欠".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不仅"bir agsüksüz"一个短语,而且它所在的整个句子的内容结构、语法与汉文同类文书中的有关句子都相似.它反映的是13-14世纪汉文买卖文书的格式和套语.汉文契约文书的格式、套语的演变和发展历史悠久,曾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宋朝汉文西夏史籍及其著者考述

宋、元、明、清四朝公私目录及宋人传记资料中述及了一些宋人著汉文西夏史籍 ,其中刘温润著《西夏须知》对西夏国情分条记事 ;《羌尔雅》是刘温润依汉语字书《尔雅》体例编写的一部西夏语字书 ;孙巽著《夏国枢要》重点介绍西夏王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 ,对后世学者编写西夏专史影响很大 ;单行传世的《西夏事略》是一部删削之伪作 ,属好事者节录王称《东都事略》卷 12 7《西夏传》部分 ,另外 ,王称之名被四库馆臣臆改为“王 ,应加以辨明     

略论史学视野下的晋代文学——以诗歌和小说为文本对象

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在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者众多并被社会所认同,文人往往借诗歌抒写现实,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与史学著作一样,晋代小说创作也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且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和适当的虚构也为小说所借鉴。在创作思想上,当时的小说创作更是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其可靠性。正是由于史学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

方塔出土汉文诗集是一部少有的西夏诗集。这部诗集出土于西夏佛塔中 ,从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可以看出 ,在西夏王朝儒释二教也业已合流 ;诗集中有不少反映节日习俗的诗文 ,由此也可看出西夏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并无二致 ;诗集的装订方法比较独特 ,它可能是早期的线装本。     

王国维咏史诗与其上古文史之学的关联研究

王氏晚年的上古历史、文物与制度之研究 ,正是他早年诗学理想的展开和落实。王国维先生从哲学向史学的转变 ,其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他自身遭遇的人生困境。然而由于在这种学术启蒙中他选择的西方精神资源过于片面 ,因而在哲学中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或将其人生困境彻底解决。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要转向“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这个历史学中的最偏僻的领域 ,其中原委主要有二。首先 ,这是一个有“理性”的领域 ,因而它能够满足王氏作为学人之学术需要。另一方面 ,这种“理性”又是一种“历史理性” ,它与王氏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的“客观真理”也就有了很大区别 ,因而亦可以满足作为诗人的王氏之情感需要。其次 ,它还是一个有“情感”的对象 ,但与特别容易刺激人的现实欲望的现代历史研究迥然不同 ,这种本质上已经“无功利”的“历史情感” ,对“生怕多情”的王国维先生也就成为一种最佳的历史研究对象。这就是古史研究乃至一切上古文物制度之所以可以成为王氏安身立命之处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