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世说新语》中的僧人形象

《世说新语》所写魏晋时期的僧人共有十九人,他们或学问高深,多才多艺;或能言善辩,长于品评;或睿智敏捷,富于创新;或广涉俗务,注重感情.这些描写,反映了佛学在魏晋,特别是东晋时期在中土扎根的历史事实,反映了魏晋僧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较好的经济收入,表明了上层社会精英一士族文人的支持参与,是佛学发展兴盛的根本原因.     

诗杂仙心:魏晋道教审美趣味与文人游仙诗

受道教美学思想的影响,魏晋游仙诗扬弃两汉"诗言志"之文风,注重人之个性、欲望、感情的宣泄,透露出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极具非功利性的艺术审美价值。在道教精神的滋养之下,游仙诗意境神奇瑰丽、风格清丽脱俗,诗篇充满富于浪漫色彩的想象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上承秦汉神话文学之流,下开唐宋浪漫主义诗歌之源,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共传播视域下的“魏晋清谈”及其当代遗思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特殊文化生态,魏晋清谈虽然与现代意义的公共传播有所差异,却具有古典公共传播色彩。在魏晋清谈的公共传播机制探讨中,可以发现:其传播主体集中于士大夫阶层,重视技术的传播策略建立在独立话语开展基础之上,并且,清谈活动通过以公共话题为介质,拓展了自身传播空间。讨论魏晋清谈,亦能从侧面窥视中国古代公共传播的整体面貌。     

理学的张扬与自信心的凸显——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

理学的发展与自信心的恢复与张扬,是南宋中期学术文化方面非常显著的特征,辞赋创作的走向与之密切相关。辞赋创作在当时显现出一些新特征:理学与辞赋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辞赋成为宣扬理学观念、阐释理学教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表达理学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辞赋多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辞赋中的这种感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很好地体现了微闻讥刺、诡文谲谏的特征;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以往的浅陋见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辞赋较之从前,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     

鲁迅体味魏晋文脉的方式

鲁迅在辑校魏晋文献的过程,发现了文脉中所蕴含的辞章隐秘.又从乡邦文献、名士语录、文章气韵中,捕捉了精神表达的各种可能.他所打捞的各类文字,刺激了学术思考和文学创作,将现实感带入到对古代诗文的凝视中.在打通古今的同时,又能从域外资源的参照里,建立起批判性思维,并以超俗的目光,矫正了京派学者的某些审美理念.     

同义词的衍生及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以早期（魏晋）天师道文献为例

用描写的方法,对魏晋天师道文献中的同义词作了考查。在共时层面上,发现了包含3451个词项的861组同义词,其中最少的为两个词构成的同义聚合,最大的为52个词构成的同义聚合,同义组的数量,随各组成员的增加而递减。而从历时的角度看,同义现象中旧质与新质的比例大致为3:1,反映了词汇在继承和创新中的平衡关系。     

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魏晋诸子“屋下架屋”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

魏晋诸子注重整合先秦两汉的思想资源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不能如先秦诸子一般“自开户(片庸)”.魏晋诸子“屋下架屋”的特点,表现在“理”与“事”两个方面,魏晋诸子既历时性地仿效先秦两汉子书,又共时性地互相重复.从子书篇名、著述结构、论述方式、用其情况来看,魏晋诸子“屋下架屋”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化现象,是子书本身对“博”的规定性及魏晋尚博通的世风、诸子学派倾向弱化、地域文化建构的客观需要、拟古仿作的潮流等内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