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心理调适与终极关怀——魏晋士林心隐之路探析

魏晋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生活于斯的士人常遭朝不保夕、身名俱裂的厄运,士林身心因此而备受煎熬.在维持士人生存及风度的艰难之旅中,魏晋士林与混乱的时局进行了长期痛苦的调适.历经愤世嫉俗的营生、放荡不羁的混世直至怡情自然的逍遥等一系列心路历程之后,魏晋士林终于从政治关怀、人生关怀的跋涉中.找到了一条超然物外的心隐之路.道家道教的终极关怀最终使得士人将身名俱泰的理想和潇洒飘逸的风度在魏晋特有的现实中较好地统一起来.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陶渊明思想中之墨派倾向探源

陶渊明思想丰富而复杂,儒学理想主义占主导,在人生选择、生活态度及社会政治思想中均有墨家思想的倾向。其墨家思想的渊源,一是先秦之后墨家思想在社会的流传;二是其家族之宗教与学术传统中的墨家成份的影响,尤其是曾祖陶侃的影响最大     

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从欧阳修、苏轼赋作看北宋辞赋的散化新变

散体文风向辞赋渗透,极声貌与专尚理趣融合,骈散结合,亦文亦赋,是北宋辞赋的美学特征。并从辞赋的文学现象,受到北宋政治、文化、哲学和北宋古文运动的影响。     

魏晋风度与闲适文化

魏晋风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为闲适文化之流。在时势的乱局中,魏晋士族文人呈现出的闲适状态和在闲适中表现出的精神怀抱和文化格调,建立了中国文人闲适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为中国文人的闲适精神和闲适生活方式,开启了一片重要的天地。     

华美的綦组:论辞赋的句式

辞赋是亦诗亦文之体.它的句式是在吸取先秦诗骚艺术经验基础上,由一批天才赋家渐次创造出来的.其字数以四言、六言、三言为基干,形式以对偶为主而骈散结合,既有散文的灵动之气,更有诗歌的整齐之美,摇曳多姿,美不胜收.这种优美的句式不仅是辞赋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后世诗文有不少体式从辞赋中受到启发.     

魏晋六朝用典论及沈约“三易”说的批评史意义

魏晋六朝时期,诗文用典风气浓厚.流风所致,隶事炫博,乖离表达需要,渐成诗文蠹病.沈约提出“用典从易”“不使人觉”的观点,其诗文中之佳作,能融化典故,浑然一体,对南朝用典论及其实践,起到较大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     

论汉末儒学衰微与文体的变革

汉末各种文体的发展,并不完全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规律,几种主要的文体发展并不平衡,有的甚至出现文风反向逆动的情况,它们与儒学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