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魂瓶图案民俗意蕴探微

魂瓶是汉末三国时期具有特色的随葬明器之一,是当时民间寄托某种期望的神圣场所和民俗文化空间.它的图案形象地的反映出当时灵魂信仰的演变过程,映射民间信仰与佛教的融合的现实轨迹,也表明佛教在汉末三国某些区域已相当流行并渗透到民众的灵魂世界和丧葬习俗.     

论苏门四学士辞赋创作及比较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游于苏轼门下,与苏轼经常进行诗文唱和,会饭雅集。不仅文学上的交往频繁,他们在政治上也同命运、共沉浮,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苏门文人,四学士在辞赋创作上都有对苏轼赋风的传承,同时也有新变和个人特色的体现。又苏轼鼓励门下文人大胆创新,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在他的这种启发下,四学士及其门下文士们的文学风格丰富多彩,各有风骚,走上了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北宋文坛上百花齐放。     

啸咏

魏晋士人雅爱啸咏,与饮酒、服药、围棋、发散等一样,啸咏亦为魏晋风流的主要标志之一。所谓啸咏,俗称吹口哨。具体地说,啸咏之“啸”,即指缩口撮唇提丹田之气所发出的自然之声;啸咏之“咏”,即指延长声音。故啸咏又称长啸,特指一种抑扬顿挫、起落有致、宛转连绵的口哨声。因其往往合乎音律,又别称啸歌或歌啸。魏晋人论乐,认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为其渐近自然之故。而啸咏以其纯任自然,不借它物,心有所感,撮唇为音,正适于士人放情肆志,逍遥己心,故深为士人所爱。在被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的《世说新语》一书中就多处记载了魏晋名士的啸咏…     

魏晋文化的分裂整合与散文的新风貌

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 ,导致儒学的衰微。经历了建安时期的尚实用之后 ,道学、佛学与儒学的相互渗透 ,整合成了玄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从建安到东晋 ,不同的名士风度暗示着文人人格在新的文化环境下的变迁。散文也因之产生变化 ,其清峻通脱、纵横使气和师心独见、校练名理成为新的风貌。     

王禹偁散文的分类评析

王禹偁作为北宋初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但对其作品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诗歌作品的赏析和评价上,对王禹偁大量的更鲜明地表现其思想人格的散文作品却少有触及。而对王禹偁这些散文作品的分类解读却是深入研究王禹的关键,因此,对王禹偁散文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王禹偁创作的散文文体是多样化的,其中具有较强文学性的占其散文创作50%以上的非公牍文,包括辞赋、书牍、赠序、论说、序文等五种。它们因为文体的不同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而这些不同文体却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王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通过分体研究试图进一步解读王禹偁其人其文。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     

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本土文学的寂寥

魏晋时期,巴蜀地区仅出文学家14人,较之西汉巴蜀本土文学的辉煌及魏晋时期其他一些地区本土文学的发达,显得相当寂寥。所以如此的根源在于:蜀汉的人才政策与立国方针不利于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西晋巴蜀政治地位的下落有碍巴蜀文家的显名于世,西晋末年及东晋时代巴蜀政局的动荡导致巴蜀本土文学的整体衰退。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集中摹写了魏晋士人这一鲜活的群体。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风貌。魏晋士人超越世俗、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折射出魏晋时代儒家价值观的式微和道家价值观的兴盛。魏晋时代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关的丰碑。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