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主流才性观的发展

桓灵之季的主流才性观遵循儒学阶层理想主义的才性体用本末合一的要求,建安前后的主流才性观则发展为曹操制度化的现实主义的才能至上原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汉末权势阶层争夺政治人物标准的阐释权,体现了才性观的阶层性、时代性特征和才性问题在哲学角度上一般性和特殊性、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承载了汉末哲学的时代性课题。汉未哲学中人性论内涵,个人目标与社会标准的统一途径,对人的规定性的不断演进,表现了中国哲学的入世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魏晋五言诗研究》评介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P208）引这一说法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也激发了学者们对这一时期艺术的探究。王今晖博士的新著《魏晋五言诗研究》,就以睿智的见解和精妙的赏析很好的阐释了魏晋时代的“艺术精神”在诗歌方面的具体表现。依笔者所见,此书的睿见与妙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诗人的感伤之情与解脱之径

魏晋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士人个体生命价值意识觉醒,面对建功立业与时光易逝,身怀异才与明主难遇、知音稀少,政权易代、杀戮异己与名教虚饰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魏晋诗人的感伤之情挥之不去.他们摆脱感伤之情的途径大致有:以时不我待的奋进精神鼓吹功业,抑止感伤;以宴乐、叙友情、怡情山水、游仙来淡化感伤.     

从拟代到赠答:魏晋文学空间的拓展

汉魏之间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构成一种互动,其结果是古典抒情诗在知识系统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以拟代诗为核心探究魏晋文体论和文人论的内涵,指出一般所谓的"人的自觉"是文人集团自我意识形成的标志,不应该局限在近代人文主义观念下理解,而"文的自觉"是特殊的文人生存空间的符号化结果,拟代则体现出文人对自己已经历史性置身其中的空间地适应;在赠答诗的分析中进一步涉及魏晋文学空间拓展的意义。     

浅论两汉、魏晋儒医的隐迹现象

两汉、魏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些著名医家,却没有张扬自己,而是走隐迹的道路,淡化自己、隐匿自己。对于当时“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医家来说,他们的隐迹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符合儒家思想的退隐选择,是一种实践“仁”道的方式;“重道避世”是隐迹的名医选择的另一种活法。     

试论傅玄的哲学思想

傅玄继承了先秦以来唯物主义的传统，其“天行有常”、“人定胜天”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荷予的认识；主张一种自然的人性论；在认识论方面体现了一定的辩证法因素，丰富了魏晋时代的哲学理论。     

浅议“魏晋以孝治天下”

魏晋何以＂以孝治天下＂，论者多认为二者皆以篡立国，不便讲忠，固为确论．但考之史实，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魏晋的士族社会性质。家族势力的膨胀，政权相对不稳定，使豪门大族都以私家利益为本。以孝治国投合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是士族利益在政治纲领上的反映。而其他历史时代也并非不重视孝，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且更注意强调忠君。＂忠＂、＂孝＂的精神实质都是讲服从长上，都是为上尊下卑的社会秩序服务的工具。     

魏晋名士放达不羁简论

放达不羁是魏晋名士的一种时代性标记。透过外在表象,我们发现不同的名士个体和名士群体是有区别的,有的因愤世嫉俗而放浪形骸以示抗议,有的因道德沦丧而尽情纵欲,有的因仰慕名流而盲目仿效。     

庄子与中国启蒙文学源流

庄子哲学看起来拒斤情欲，但拒斥情欲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人的自然性情，使其不至痛苦受。正是维护人的自然生命这一点，便得庄子自身虽未成为启蒙哲学，却引发了后世启蒙主义文学的流脉。魏晋启蒙文学正是庄学的发扬光大，可借终究为庄子所牵制。唐宋百年间的李白、苏轼虽然纵情所至、蔚为高蜂，但却又为儒学所限。惟有社会条件俱备后的明代作家，才真正改造、充实了庄子，造就了璀璨的中国启蒙文学。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